王安石本不爱写诗，也极厌恶四六骈文。他说唐诗重“情趣”，但这些情趣都生发于诗句中词语语义的模糊性。至于对仗工整、词不达意的骈文就是文字垃圾。在王安石的眼中，文字的功能很单一，只是用来载道的。王安石也不喜欢唐人“尚法”的书法，在他眼里中，书法的唯一作用是书写，一切不利于准确、便捷书写的书法都是惺惺作态。对于文人们附庸风雅的文玩，王安石更是不屑一顾，有时甚至透露出鄙夷。一次，有人送给他一块珍贵的砚台。这块砚表面致密、导热快，因此，有一个妙处——哈口气就能写字。王安石的目光就没在这砚上片刻停留，忙说：“要它做什么，我蘸点水一样写字。”
可偏偏他载道的《言事书》没人理睬，《言事书》有改革的呼声，但不涉及太多的改革措施。文中多反应的是社会现实问题，着重写的是人才问题。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培养不会是一朝一夕的事，没有合适的环境与土壤，也无法产生人才。国家并不是得不到人才，或者缺少人才，而是缺乏能够产生人才的制度，人才的制度性缺失是“国计”。这些问题都是王安石这样常在基层工作的官员才能深有感触的。王安石直接点明了缺乏的不是“人手”，而是“人才”。当然连“人手”都不足的情况下，“人才”也会成为“人手”。“人手”要成为“人才”需要制度、环境，还需要时间。上层认识不到“人才”问题的迫切性，是致使基层疲弱的慢性病。王安石的《言事书》、《读孟尝君传》的呼吁没有唤醒沉睡的朝廷，这也预示着日后大宋的革新会遭遇人才困窘。十多年之后大宋轰轰烈烈的改革，总被人诟病无人可用、用人失当和前期人才准备不足不无关系。
嘉祐四年（1059），年仅二十八岁的王令在贫病交加中离世。王令，字逢原，是位大宋的高产诗人，他以高尚的节操和卓越的才华闻名于世，也与王安石的褒扬是分不开的。王安石于至和二年（1054）由舒州通判被召入京，路过高邮，王令赋《南山之田》之文谒见王安石，王安石大异其才，遂成莫逆之交。王令不贪图功名，诗词文章关心百姓疾苦，让王安石由衷钦佩。王令也非常仰慕王安石的才学，称赞王安石是自扬雄之后，才学第一人。王令正值青春年华而离世，这令王安石痛心疾首，黯然神伤。第二年秋天，便写下了三首悼念王令之作。更为王令写道：“妙质不为平世得，微言惟有故人知。”惋惜王令的一生境遇。
王安石惋惜的又何止是王令一人，他在感叹还有多少大宋的人才正在像王令一样随风飘逝。嘉祐四年的王安石五味杂陈，大宋朝不是他王安石的，但他却对大宋的人才问题深深焦虑。韩维、吕公著、司马光或许知道王安石所想，但他们都不是从基层干起，未必能够理解王安石。王安石在集贤院坐立不安，把书拿起又放下，集贤院的编校、校理来问他书中的问题，他也是心不在焉。
有人进来问：“王公，‘波’字作何解？”
王安石头也不抬：“水之皮。”
“‘滑’字呢？”人追问道。
王安石不假思索的回答：“水之骨。”
纯粹一派胡言。明明都是形声字，怎么能作会意解？
王安石决定写两首诗，抒怀一番。这一抒怀不要紧，开创了后世文人咏怀诗的一个绝佳题材——王昭君。
王昭君出生于南郡秭归县的一户平民之家，天生丽质，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建昭元年（前38），被选入掖庭，成为了一名宫女。民间传说，王昭君入宫以后，不肯贿赂宫廷画师毛延寿，毛延寿将王昭君画得并不是很漂亮，因此没有被选入汉元帝的后宫。昭君进宫多年，得不到皇帝临幸，心生悲怨。竟宁元年（前33），汉朝的属国南匈奴首领呼韩邪来长安朝觐天子，以尽藩臣之礼，并自请为婿。元帝遂将宫女昭君赐给了呼韩邪单于。王昭君抵达匈奴后，被称为宁胡阏氏。昭君和呼韩邪单于共同生活了三年，生下一子。建始二年（前31），呼韩邪单于去世，王昭君向汉廷上书请归，汉成帝敕令“从胡俗”，依游牧民族继婚制，复嫁呼韩邪单于长子复株累单于，两人共同生活十一年，育有二女。鸿嘉元年（前20），复株累单于去世。不久，王昭君病逝，终年3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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