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的新政推行不到一年，或者说是惩治腐败、反官僚作风专项行动不满一年，大宋朝的百姓精神为之一振，欢欣鼓舞。因为这些天天高高在上的官员总算是有人管他们了，肆无忌惮的官僚主义作风不能那么明目张胆了。朝廷会不时的向公众公布按察使们所惩办的贪官，总会引来百姓的欢呼雀跃。虽然赋税没什么降低，百姓生活没有什么实质性改善，辽和西夏依旧不可一世的向大宋发难，开封街头仍然是写诗歌颂的、引吭高歌的一片歌功颂德的景象。大宋的百姓就这么善良，他们只是希望自己有一口饭吃，一家老小能有所安顿，欺负他们的官吏不要那么凶残，这样就心满意足了。从没有想过，如果百姓能监督朝廷，会比按察使监督的更有效。国子监直讲石介所作的《庆历圣德颂》就是歌功颂德大潮中的名篇佳作。
大宋帝国此时的命运总是被远在西北的战事牵动，那里的每一次风吹草动都会在大宋朝廷上激涌澎湃的上演一幕悲喜剧。这一年，监察御史弹劾了在西北作战的三位战功赫赫的朝廷大员，他们分别是滕宗谅、尹洙、张亢。举报事由相同，都是贪污公款。御史台的情报来源于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郑戬的报告，报告他们滥用公使钱。监察御史粱坚向仁宗皇帝上奏了措辞严厉，数据上做了无限夸大的弹劾报告。因为御史台有“风闻言事”的权力。风闻言事，是指不需要任何证据、数据，就可上报弹劾。这种特权的设置是为了让他们不被取证的困难所阻碍，但负面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负责任。公使钱主要是用于公务招待的费用，通常是用于宴请过往官员。这类费用的使用最容易出事，使用的随机性强、难以提前策划、记实容易遗漏、费用标准难以统一都造成了这部分经费管理的难度大。问题最严重的发生在滕宗谅身上，弹劾他滥用公使钱60万贯。按察使察案就要秉公执法，有举报就必须要去查实，可不管你滕子京、尹洙是不是改革派。
滕宗谅和范仲淹一年中进士，是同年。范仲淹在兴化县修海堤时就是他这位同年和他一起同进退，在范仲淹丁忧期间主要由滕宗谅主持建设工作，并最终成功建成，仍署名“范公堤”。他们既是政治宦游沉浮的同伴，又是西北战斗中的战友。庆历四年，朝廷上向改革派内部“开炮”最猛烈的方向竟是滕宗谅这里，这实际是一种信号——剑指范仲淹。
滕宗谅人品高尚，范仲淹、欧阳修都深以为然。他们极力保护滕宗谅，要求派出调查组入驻陕西路专案调查。根据检举线索，庆历二年的定川寨战役，西夏大举进攻，大将葛怀敏战略失误，宋军全军覆没，葛怀敏战死。陕西各地的堡寨震惊，滕宗谅当时守泾州，手中兵少，他只能招募大量厢兵守城。又招募了一些勇敢的侦查兵，及时收集情报，使得各临郡联动，与范仲淹带领救援的蕃兵顺利会师，击败了来犯之敌。在战役失败的大环境下成功的打胜了泾州保卫战。滕宗谅使用了公使钱，犒赏了战斗中勇猛立功的将士，抚恤了战斗中阵亡将士的家人，使边疆局势快速稳定下来。按说事实是很清楚的，只要正常结案就天下大白了，滕宗谅还可能不但无罪反而有功。可事态并没有这么正常的发展下来。敏感的滕宗谅发现，此次举报并不是几十万公使钱使用违规这么简单，除了剑指改革派内部，他们还要把范仲淹战斗过的地方陕西四路挖个底朝天。调查范仲淹、韩琦等人曾经的下属、曾经的部将、曾经的上级，把时局彻底搅浑，才能逐渐找机会把范仲淹等人清理出朝廷去。
范仲淹手中拿着滕子京记录的账本，目光凝重，他又被带回了几年前那个血雨腥风的战场。账目上那一串串名字都曾经是一个个鲜活的面容，如今他们都已经远去了。范仲淹看到这串名字，似乎又回到那时那地和他们在一起。他轻轻的抚摸着这个账本，泪水不禁从眼中流下。滕子京感同身受，把目光移开没再去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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