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否认章惇的《驳司马光论役法札子》体现了行政事务中少有的理智胜过情感，节制胜过无度的高水平管理。但章惇的意见迎来的却不是朝廷理智的研判，而是朝廷的怒火，对于这个结果，久居朝堂的章惇并不感到意外。在朝廷眼中，章惇的札子分明是企图通过对比向朝廷表明，司马光的执政班子低劣的执政水平和王安石时代不可同日而语。认识到这一点的又岂止是神宗朝的旧相，就连苏辙也感概：“如今的朝廷皆苟且迎合，取容于世，无足赖者。”政治斗争远比真理的辩论要激烈残酷的多，章惇、蔡确、韩缜对即将到来的风雨都表现的异常平静。他们是王安石时代培养出来的，远超出他们时代的精英，他们能够认识到表象背后是意志，每个人的意志都在力求生存。每一个人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自我，这个自我可以为了欲望在反智慧、反节制、反理智的道路上越走越黑。
司马光和吕公著当然不便直接攻击这些神宗朝的旧相，无能、狭隘的锅需要台谏官们来背，台谏们也极乐意背这个锅。是司马光、吕公著给了台谏如今的地位，若不是他们二人极力恢复这种极低行政效率的言官制度，这些言官们还得在堆积如山的举报信中调查案卷，哪里有资格在朝廷上对宰相、枢密使品头论足？这些台谏官们的政治生涯就全看这时候的表现了。司马光一手提拔的御史中丞刘挚、殿中侍御史林旦、左司谏王岩叟，开始猛烈的对章惇、蔡确、韩缜、李定、吕惠卿、邓绾“下嘴”。他们争先恐后的发挥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不择手段之能事，因为在他们心中这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不把改革派置于死地，一旦他们东山再起，自己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元祐元年（1086），章惇罢知枢密院事出知汝州，蔡确罢相出知陈州，韩缜罢相出知颍昌府。司马光出任尚书左仆射为首相、吕公著出任门下侍郎、吕大防出任尚书右丞、范纯仁被任命为枢密院主官。司马光想想还不托底，把文彦博召回了朝廷，任平章军国重事。这一年文彦博八十岁，司马光六十七岁，吕公著六十八岁，吕大防六十岁，就是这么一个老态龙钟的班子加上一个心狠手辣的太皇太后成为了大宋的执政。
此时的司马光只能躺在病榻之上，等待着死亡的召唤。他已经很久都没有上朝了，朝廷上是范纯仁在主持工作。新法尽废之后，朝廷已经入不敷出，可偌大的帝国要运行，该怎么办呢？这可难坏了范纯仁。几经商议，朝廷重新推行了“青苗法”。但病榻上的司马光听到朝廷又在推行“青苗法”，心中的怒气让他回光返照，竟然拖着病入膏肓的皮囊入朝，用拐杖重重的敲打着地面：“哪个奸邪又在推行‘青苗法’？”范纯仁只能战战兢兢的在一旁听着。司马光的朝政是不容许质疑和讨论的，他不依靠班子的集体智慧，也不依靠自己的冷静思考，他只凭个人的一腔爱国、爱民之情。他的人生使命就是废除新法。
但就是在这回光返照的几日里，一个病体已无法直立的首相司马光和一个每六天艰难上一次朝的平章军国事文彦博居然商量了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他们打算把神宗朝在西北打下的土地全数送还给西夏！西夏是一个不断给大宋带来伤痛，一个犹如大宋朝生的背疽的邻国。但从熙宁到元丰，自从神宗皇帝任用王安石执政，西夏一改仁宗朝时的狂妄，被打的土地越来越少，人口越来越少，物价越来越高，虽然胜了几仗气死了神宗皇帝，但也已经走到了亡国的边缘。章惇执掌枢密院令西夏感到无比胆寒，他们时刻担心这个平定西南夷族时杀人如麻的悍将会随时去灭他们的国。不出他们所料，章惇要灭西夏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已经在枢密院的墙壁上高悬。西夏不断的向宋朝进贡马匹、骆驼，只要他们有的都拿出来向章惇示好，表示臣服。哪里还有当年好水川、三川口战役时的傲慢气派？只是西夏万万没想到，大宋还没有出兵，章惇已经被贬汝州了。如今，司马光和文彦博令人费解的举动一度让西夏政府摸不着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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