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各研究结果虽有差别，但不管哪一种说法，都足以说明当时的大明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地位。
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将晚明时期的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形象而具体地说明了中国吸纳了全球的白银。然而这里有一点很重要，即这么多的白银，都是用大明盛产的商品交换而来的，因此晚明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之高，绝非某些人所黑的那样糟糕。
然而对于勋贵们而言，他们本身并不生产多少商品。一开始的时候，甚至可以说什么都不生产，后来在京华的影响下才逐渐涉足生产行业——比如京华后期投资的新水泥厂、新纺织厂等等。
不过他们的涉足是以依托京华的方式进行的，简单点说就是入股京华的各个具体工厂，主要参与查账和分红，但不管工厂的运作，属于比较表层的“生产”。
虽然参与了“生产”，但他们发现其他商品价值虽然翻倍，但相较而言军火才是大宗交易，几乎可以说是“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那种。
比如说万历十四年款京华二号重炮，张元功、朱应桢等人实际每门的毛利润竟然高达1100两，只需要卖十门炮就能赚上万两银子。哪怕是财雄势大的勋贵们也不得不咋舌，希望能卖更多。
可惜这很难，因为京华的火炮销售两个大头是朝廷官军和南疆各国——实际上南疆属于内部销售，但也不是成本价，因为高务实坚持内部也要各凭本事，他只规定了最高溢价率和优先保障供应的顺序。
于是勋贵们虽然很乐意偷偷摸摸卖炮，但实在不容易搞到货，长期处于欲求不满的状态。
这种状态催生了他们另一个想法：日本的银子这么多，咱们现在货源又不充足，那不如干脆做无本买卖，直接去抢他娘的！
为了说服高务实，两位国公爷作为勋贵集团的代表，居然还提出了“政治见解”，他们表情沉痛地向高务实说明：大明对日本的出口大头，如方才提到的“饶之瓷器，湖之丝棉，漳之纱绢，松之绵布”这些，几乎都控制在南方商人手中，或者说南方商人掌握的产能远高于北方。
原先一开始的时候，北洋海贸同盟仗着舰队优势(包括运力和安全)，还能压着南方商人一头，然而随着两洋舰队把海盗扫荡得只剩些零星小团体之后，南方商人很快依靠生产能力和祖上的资本底蕴追了上来。
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南方这些巨商一贯站在心学派的背后，所以一旦商场上的形式发生逆转，实学派在朝中的敌手实力也必然越来越强。
这番话听得高务实都诧异了，你们两位难道也投身我实学派了？
那肯定不是，这二位只是投身金银而已。不过话说回来，带给他们金银的是高务实，所以连带着他们还真觉得自己与实学派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两位国公爷的话虽然出发点肯定有问题，但高务实觉得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不仅在国家层面正确，在派系层面也同样错不了。
原历史上晚明时期的东林党为什么嘴炮打得震天响，但一说要收商税就跟挖了他们家祖坟似的？还不是因为东林党背后站着的就是江南的豪商集团！
由此可见，派系背后的经济实力是否强大，对于派系之争的结局也是有着非常重要影响的。这些年京华的发展的确快，连带着高务实一手捧起来“勋贵资本集团”也有逐渐登上舞台的趋势。
然而，小蝴蝶的翅膀不可能精确地只扇动高务实想要扇动的地方。江南豪商集团的优势底子明摆着放在那里，无论是对大明原有优势产业的掌握，还是自身雄厚强大的经济底蕴，都绝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
于是他们回过神来，也开始循着高务实趟出来的发财大道走去。忙于政务超过忙于商务的高务实还没开始重视，而一门心思发财的“勋贵资本集团”却反而敏锐的发觉了异常。
按照朱应桢的举例，高务实发现在传统蚕丝生丝上显然南方资本占据绝对优势，北方几乎只能仰仗他新近两年搞出来的柞丝产业，吃点中产阶级的买卖。
然而柞丝产业其实也不算标准的“中产阶级商品”。上层的蚕丝制品和下层的棉布制品一直对它形成高低两个方向的挤压。蚕丝是南方商人掌握的，棉布也是南方商人掌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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