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排在最后一个，难道你们自己心里不清楚吗？商人重利，向来都是先自己而后朝廷，唯有天下士子才有一颗赤诚的为国为民之心。”
“你拉倒吧！有心有用吗？我能为贫苦无业者提供生计，能为灾民流民开设粥棚，朝廷若与西夏或辽国打起来，我愿意捐出万贯充当军费，你能吗？”
“农事乃立国之本，无论何时，都不可缺民，重农乃历朝历代之政策，农人居第二，绝对没有问题！”
“农人焉能居第二？其量虽大，然势小。士、工、商，谁不能种地，离了他们完全没有问题，我大宋最不缺的便是农人，那些地主们，只会自我标榜，创造的价值最劣、最低！”
“商人排在第三位，我觉得可以，但若排在第一或第二，我觉得是个笑话，其再赚钱也没有士大夫官员重要，更没有农重要，将农排在末位，是对天下百姓的亵渎，是忘本！”
……
茶馆内。
也并非士农工商皆有，大多数都是一些书生。
不过这些书生。
有的一心想入仕，有的仕途不顺欲经商，有的攒钱买地想当个地主，有的想要学门手艺，当个匠人。
还有的，认为此事与百家学院农艺工艺大展之事一样，都可能成为省试考题。
故而，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答案，且论据甚是充足。
于是。
彼此间的分歧和矛盾就出现了。
众人，看似争的是士农工商的排位。
其实是哪个职业更有前景，哪个职业可以得到更多人的尊重。
茶馆之内吵成一片，谁都不服谁。
依照目前的趋势，至少能聊到晚上。
好在，孙记茶馆内，花上十个大钱便能要上一壶茶，然后无限续水。
这样的争论。
不是仅仅在一座茶馆中发生，也不是十座、二十座……
而是整个汴京城的酒楼茶肆、街头巷尾，甚至一些妇人都议论起了此事。
全宋变法。
让大宋有了新气象，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矛盾。
……
大宋的书生士子们。
吵完架后，自然就到了写文章证明自己观点的时候了。
谁都想在这样的热点事件中，在汴京城扬名。
于是乎。
一篇篇不同观点的文章出现在民间街道。
传抄讨论者无数。
印书作坊、职业抄写人、书籍铺、书摊小贩的旺季突然就来了。
甚至有卖烧饼、鲜花、羊肉汤的店铺。
也在门口一角购入一大批小报出售，比主业都要赚钱。
一时间，各种言论满天飞。
“全宋变法，商之变甚重矣。擎天下之财，流通四方之货，唯商贾也。”
“定国策，安民生，社稷之基、道德之表，莫有与士并肩者！”
“造奇物、臻于精，虽微而显，功在千秋者，唯有匠人。”
“天下可无士、可无商、可无工，然不可无农，无农则无粮，无粮则无命也。”
……
汴京城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论。
儒生、商贾、匠人、伶人，甚至码头上的纤夫、挑工都参与了进去。
百姓们皆认为——
在全宋变法的浪潮下，哪个职业的地位高，朝廷便会倾向于朝着哪个方向发展。
是继续秉持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重农？是重商？还是重工？
所有人都想要一个答案。
民间讨论的盛况，自然不可避免地传到了朝堂。
其中对此事最关注的，就是那些馆阁的官员了。
有官员将此事定义为——
【全宋变法的重要转折点，束缚大宋走向强盛的最后一道关隘】
官员们纷纷请奏：效仿古人，来一场士农工商的排位之辩。
就像西汉汉宣帝为进一步统一儒家学说而组织的那一场石渠阁会议。
汇集五经诸儒二十三人，最后极大地提高了经学地位，也加强了儒家思想对百姓的教化作用。
就像东汉汉章帝将儒学进一步神学化的白虎观会议。
历时一个月，将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与儒家经典糅合为一，确立了“君为臣纲”作为三纲之首的说法。
就像北周武帝论述三教优劣的儒释道会议。
召高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余人。论述三教之长短。最后得出结论：以儒教为先，佛教为后，道教最上。
……
而今，此事之大，已甚于当下朝堂的任何事情。
文彦博、张方平、宋庠、丁度等相公最此事也甚感兴趣。
他们在上奏的奏疏中称：唯有将士农工商的排位顺序搞清楚，全宋变法才能有秩序。
而不是像当下这般。
一边鼓励农人经商，一边又给予农人各种利好措施；一方面改变科举制度、施行三舍法，一方面让士子们另谋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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