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说在最后列出来的这些正经正解当中，多多少少有些分猪肉的嫌疑，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做出正注正解的人都是经学世家的中坚力量。这些经学世家有的是研习今文经学的，有的是研习古文经学的。他们在这个关键时刻，倒向了以骠骑为首的提出的正经正解的经学改制路线，采取了非常灵活的态度，不再具体强调今文或是古文，而是试图复兴正统儒学观念，舍弃了混乱不堪的谶纬系统，订正和完善了先秦诸子学说，将其融入大汉的经文经学体系之中，继而和山东旧经学体系相对抗，很明显是适应了如今大汉的复杂形势的一种变化，一种新的生存观念的体现。
这些经学士族，就像是司马徽一样，明白谁控制了官学，谁就能控制国策，最后就能控制朝政，就能从朝堂上获取最大的权柄和利益。
其中也有一些水分。
比如孔氏的书，毛氏的诗，何氏的公羊。
但是这些水分其实也不能算是虚假，因为孔氏书，毛氏诗，何氏的公羊，已经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流传得很开了，大汉很多人都是学习这个版本，特意为了回避山东，然后搞出一个什么其他版本来，未免有些小家子气。
骠骑大将军提出的正经正解，无疑就是在重新确立官学的地位。
有汉三四百年来，一些经学世家都有其自身维护、巩固和发展自己经学的独特办法和策略，在这些办法和策略当中，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这些经学的继承者们，此时此刻，再一次聚集在了青龙寺之中，很好的理解了和执行了斐潜提出的世事变迁，与时而进的理念，再加上了包括郑玄在内的诸多大贤大儒的威望，这些正经正解肯定会对于其他的经学士族，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如今，以郑玄，司马徽为首的大儒，拒绝了天子在许县的邀约，坚定的站在长安，站在骠骑大将军的一侧，这就无疑是一个非常明确，并且强烈的信号。
这说明了斐潜对于儒学的改良，已经被这些大儒大贤所认可，整个大汉的经学方向已经得到了大多数大儒的认可，改良后的经学可谓是大势所趋。
今文古文之间的纷争，从此时此刻开始，或许可以画一个句号，从此之后，至少在骠骑之下，在关中三辅，在青龙寺所能影响到的地方，就没有所谓的古文今文，只有正经正解。
山东之中的顽固学派，一方面是反应迟钝，另外一方面则是将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或是天子，或是曹操，但是实际上在山东朝廷之中，纷争不断，各种利益无法统一，根本无暇顾及经文的改良和发展，以至于这些山东经学派系并不能得到他们希望的那些支撑和帮助，最终导致当下全面落后。
适者生存，在生存中求发展，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如果连活都活不下去了，还能谈什么幸福，什么发展么？
经文学影响国策，国策影响门阀士人的权势和利益，但门阀士人的利益因为国策原因受到损失时，最正确的办法应该是从根源上去找原因，去改良经文学，让经文学去适应国策，而不是舍本逐末，用门阀士人的权势和利益去对抗国策，最后所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也不过是两败俱伤玉石俱焚。
两次的党锢之祸，就证明了对抗其实并不能获得理想的结果，往往只能是形势更加恶化。
内耗永远都是一个导致帝国衰败的重要因素。
骠骑大将军斐潜提出的正经正解理论，不仅将经学体系从原本的相互证明对方说谎的谶纬怪圈当中捞出来，而且还扩充了原本局限于经学的圈子，将整个经学圈子扩大到了注解上，只要有能耐，有独到的见解，谁都可以去注解经学，而不是像是之前那样，企图窃取经学然后改头换面成为自己的……
要想生存，就要改变自己，就要去适应当前形势，否则终究会被淘汰。
要想确保门阀士人的利益，就要把目光放远一点，就要主动适应社稷的发展，就要改良儒家经学，让改良后的儒家经学适应国策的变化，然后从社稷发展中获取更大的利益。
在司马徽宣布青龙寺大论正解之论取得了圆满成功，并且公布了一系列的正经正解的书籍名单之后，许多在场的经学士子，都是或多或少的明白了一个道理，如今旧经学体系的衰败，也就是谶纬学说等固步自封，自己画一个圈子玩自己的那种经学体系，衰败已经成为一种事实，如果自己还不能跟上，做出正确的对策，那么将来就算是自己将所学传给下一代，下一代也未必能和大多数的改良经学派对抗。
所以，调整自己的观念，适应时代的变化，便是成为了这些观礼士族子弟脑海当中出现的一个新的道路，一个新的世界。
但是，依旧有人表示担忧。
因为山东旧经学体系的人数，无疑是占据大头的，想要让全大汉的经学之人，在观念上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无疑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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