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倘若她的遭际仅是这样简单地否极泰来，那生活也就太容易让人把握了，命运作弄人的手段也就太显低劣了。
世上没有什么事儿是单纯的好，或是一味的坏的。事业的成功一样给俞宛妤带来了烦恼与不幸。她的婚姻开始出问题了。
本来，在她刚刚重返舞台的时候，她婆家的兴奋与欢欣绝不亚于她自己，几乎所有婆家人都扬眉吐气，以她为荣。但很快事情就变味儿了。
因为每日清晨都要去护城河边吊嗓子，她很难再把家中的早餐安排好了，公婆对此看不惯。
她的丈夫也对她戏总是散得太晚怨声连连，很不情愿骑自行车把她驮回家去。
婆家上下甚至受不了她在家听戏剧磁带，说反反复复听了头疼，那简直到了人见人厌，处处喊打的地步。
最不可调和的，是她和婆家终因为要孩子的事儿产生了矛盾。她是希望能缓两年再说，但婆家自然希望早要。
于是家里“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思想，成了对她宣传教育的主题。
而更糟糕的是这种情况，随着她越受观众喜爱，越红得发紫，就越严重。
渐渐的，旁人以她为主的交际方式又刺激到了丈夫大男子主义的自尊心。
为此，丈夫几乎连后台都不愿意进去了，更不愿意跟梨园界的人打交道，满是一种既自卑又自傲的复杂心理。
再往后，哪怕就连她自己为了戏曲和旁人的正常接触，丈夫也要开始反对了。即使她有合理的理由，再耐心解释，反复说明也没有用。
丈夫只是不讲理的提出要求，说除了上下班的时间，她不许外出，要是做不到，就是有问题。
真正让感情彻底岌岌可危的状况出现在1980年9月份之后。
大约正是因为婚姻法的更改，出现了允许“感情破裂离婚”这一条。丈夫才会彻底陷入天天担心她会变心的梦魇当中。
于是一次激烈言语交锋下，他第一次动手打了她。从此，吵架动手简直变成了惯例。
而当她心如死灰，也就真的有了分手的念头。
只不过，婆家是不肯轻易放过她的。
公婆威胁要找剧团领导告状，丈夫宣称要去找杂志社揭露她“忽视家庭”、“忘恩负义”的嘴脸。这让她始终有所顾忌，不敢真的走出最后的一步。
时至今日，反倒是老苏含冤被打一事，才让她真正下定了离婚的决心。她心知再这样拖下去，被毁的不仅仅是她自己，恐怕还会连累到许多无辜的人。
可就是这个时候，公婆又可怜兮兮地向她哀求不止，说只要能不追究儿子伤人的责任，就允许他们离婚。
想想几年来生活在一起的情分，她也真的做不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就这么眼瞅着同床共枕的丈夫坐牢。眼看着白发苍苍的公婆伤心欲绝。
她又能怎么办？她又该怎么办？
这就是做人的难啊。永远让你进退失守，左右为难。
要知道，这种情况还不仅发生她一个人的身上，十年里，整个社会、整个国家与之类似的情况太多了。
牵涉其中的每个人，又有谁不是无辜的？又有谁是应该承受这一切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