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讯运营商之所以不按照国家的要求去做，还是因为国家在这方面的管理不严，强制度不够。如果国家对不能严格执行这些措施的运营商们进行严厉的处罚，想必会有显明的效果。据说中国目前还没有电讯运营方面的相关法律。这也是我国电讯产业在许多方面无法可依的尴尬和无奈。
近年来，由于国家经济形势的一路下滑，各种生意越来越难做，所以，一些农民工开始经营起一些违法的营生。于是，电讯诈骗应运而生，日趋活跃，甚至已经成为了灾难。拿福建安溪为例。安溪本来以乌龙茶出名，因乌龙茶行情不好，一些年轻人便开始从事电信诈骗。电信诈骗成本低、获益快、取证难、量刑轻，属于典型的低风险和高收益。一个村民拉几个合伙人，弄几台手机，买个行骗本子，再买一批银行卡号、手机号、身份证等电信资料，钞票就可以从取款机里滚滚而来，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不用投资，不用交费，不用跑腿，就可以赚大钱。即使“生意”出点纰漏，大不了“进去”一下，几个月后放出来再干。而且诈骗团伙分工明确，一线人员负责打电话，遍地撒网；二线人员负责诱导家长汇款；三线人员负责异地取款。
安溪人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把电讯诈骗当成“手艺”和“生意”，是因为台湾与安溪有很浓的血脉关系，台湾有200万人的祖籍在安溪。该县魁斗镇的移动电话通信基站曾是“亚洲最繁忙的基站”。所以，电讯诈骗早已成为当地的经济支柱。在徐玉玉电讯诈骗案中的六名嫌疑犯中，5人来自福建省泉州市，其中3名来自安溪县。
目前，被公安部列入电讯诈骗全国重点整治的地区还有广西宾阳、河北丰宁、福建龙岩新罗区、江西余干县、湖南双峰县和海南省儋州市。而被称之为中国“电信诈骗第一县”的广东茂名市电白区，从2013到2015这三年中，公安部门查处的电讯诈骗案件就有12906件。在公安部正式发布的10名A级通缉犯当中，有5人来自广西的宾阳县。近10年来，我国电信诈骗案件每年以20%至30%的速度快速增长，201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案的电信诈骗就有59万起，造成经济损失222亿元。
在徐玉玉事件出来之后，有人一连提出了六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电信诈骗如此高发？为什么大学生成为被骗重灾区？为什么会被骗子精准诈骗？为什么破案率这么低？为什么监管缺失？为什么不严惩重罚？这里除过诈骗形式多样、作案手段狡猾、诈骗对象特殊、应用科技诈骗、犯罪分子作案手段隐秘和被骗群众贪图便宜的因素之外，政府的法制和监管缺失，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和打击力度薄弱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特别是那些出现电讯诈骗村、贩毒村、造假村和担保诈骗村的地方，这些问题就暴露得更加明显。而且当地农民的法制意识和法制观念也是非常地淡薄。就如从电脑中盗取了徐玉玉的资料信息的电脑黑客，18岁的四川宜宾少年杜天禹的母亲吴女士所说的那样：儿子有电脑方面的天赋，但没人教他学习法律。之所以会出现那么多的电讯诈骗案件以及其它诈骗案，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许多农民群众都不太懂法，或是并不把法律看得多少重。
不过，国家已经开始对电讯诈骗进行全面严打。大批的嫌犯被逮捕，境外的嫌犯被遣送回国。国家迫使电讯运营商实行手机实名制，并对电讯运营管理制订相关法律。这也让我们期待着在这个充满着电讯与信息的国度里，能实实在在地感到个人信息的安全和不被骚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