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自前汉以来，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赐印制度”，后世相沿成俗。赐印制度，亦是汉庭对番邦实施“羁縻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羁縻”一词，可追溯到先秦时《禹贡》中所阐述的畿服制度。后应用于对外事务，而衍生出“羁縻（jī mí）外交”这一概念。
“羁縻外交”，思潮兴起于春秋，服务于“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核心安全诉求。又通过两汉“大外交”实践，逐步成熟完善。终成一套被时下广泛认可的外交体系。班固撰写《汉书》时，在论及汉匈关系时多次运用“羁縻”一词。并在《汉书·匈奴传》结尾，将“对匈外交”归纳为：“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
“羁縻之术”，遂成贯穿两汉四百年对外邦交的重要方针，与“守中治边”的大国策，相辅相成。
凡有蛮夷向华夏趋同，便是所谓“向化”。亦是蓟王口中的“汉化”。
得大汉赐印，亦是域外番邦“自我认可”的重要见证。
换言之，只有得到大汉的赐印，其政权的合法性，才被世人乃至国人所认可。
只有先被大汉认可，才能获得自我认可。可类比后世，只有被洋人认可，才能自我认可，有异曲同工之妙。乃是“蛮夷”与“诸夏”的身份及位置互换。
釜山港。
马韩辰王悠悠转醒。待目能视物，遂见华室富丽堂皇。
“来人。”
“大王。”倚在塌下打盹的心腹猛将，急忙翻身上前。
“此是何处？”
“釜山港。”
“哦。”略作停顿，辰王这便开口：“汉使何在。速请来相见。”
“卑下这便去请。”
须臾，锦帆司马苏飞，入室相见。
“蓟使苏飞，见过大王。”
见辰王挣扎欲起，苏飞又言道：“大王贵体未愈，万勿轻动。”
试了几次，终是放弃：“贵使当知，我命不久矣。”
“大王……”猛将伏地抹泪。
“大王春秋正盛，所患不过是疥癣之疾。只需静养，不日便可痊愈。”苏飞言道。
“怒而起兵，追悔莫及。今国破家亡，亦是自取其祸。”辰王言道：“但凭王上处置。只求善待家中老小，及国中百姓。”
“大王切莫如此。”苏飞再拜：“主公有言在先。大王乃我汉藩。只需诚心归顺，痛改前非。自当放大王归国就藩，”
“王上果有此言？”辰王忽觅得一丝生机。
“正有此言。”苏飞答曰。
“若能归国，三韩永不再反。”辰王指天为誓。
苏飞欣然笑道：“大王若能如此行事，亦是我主所愿。”
辰王乃名义上的三韩共主。蓟王断不可取而代之。且多有三韩逃兵裹挟百姓，避入深山密林。久必成寇。
让辰王出面招安，必事半而功倍。
只是，驯服的三韩，与先前已是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