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东岸新定居甚少有人种玉米，这问题还不突出，但随着北方种子公司接连培育出多种高产玉米种子，几乎大部分新建定居都改种玉米这种既能拿来吃也能用作饲料的农作物时，情况变一下子严重了起来，而这显然引起了卫生部的重视。
卫生部的人不是吃干饭的，在医生们碰头研究便实地调查后，终于得出了他们罹患玉米红斑病的结论，因此立刻便在全国推广起了治疗方法，邵元义此行便是受县卫生局委托来罗汉乡等几个新建定居做疾控科普的。
接下来邵元义又讲了其他一些营养类疾病，如贫血症、佝偻病、舞蹈病、脚气病（坏血病除外，此病的防治不做公开宣传）的防治，同时也着重提出了加强儿童营养摄入的要求，因为根据卫生部的成功经验：经济越发达、生活条件越好、营养摄入越充分的地区（如东部沿海等老城区），当地儿童罹患各类疾病——尤其是营养疾病——的几率越低，死亡率便也越低。因此，为了减少儿童居高不下的非正常死亡率，各地政府机关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提高儿童的营养水平。
邵树德的这个要求自然引起了旁边的乡政府官员们的叹气。这种上级政府提要求，但却没明确提出是否会下发经费的事情是他们最头疼的，特别是他们这种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托管乡镇，西湖县也不愿意在随时会脱离他们管辖的乡镇身上花费太多的投入，因为这不值得。
没有上级财政拨下来的经费，单凭他们这个游走在破产边缘的新设乡镇，怕是很难有效推行下去的。可他们也知道，现在中央财政也不宽裕，也缺钱——这里的钱自然不是指金银了，事实上陆军第一监狱内存放着大量金条，但这又有什么用呢？市场上其实缺少的是充足的实物物资而已，本来就100个大饼，你花100元来也是买这么多，你多投金银进入市场1000元了还是只能买这么多，还无端制造了通货膨胀，给经济带来灾难，殊为不智。
罗汉乡的很多乡干部都是从大明过来的，他们也清楚儿童营养不良会造成多大的灾难——在大明的时候，儿童因病大量死亡是司空见惯之事，即便是富贵人家的孩子也未必能活下来多少；欧洲的情况也大差不离，数量多得吓人的儿童挣扎在死亡线上，然后以各种各样的疾病死去。
在17世纪，人类还是相当脆弱的！罗汉乡的官员们本来已经认命了这一事实，可谁成想这大东岸朝廷居然想逆天行事，想通过各种手段降低儿童死亡率，让更多的娃娃脱离病魔的侵害，得以健康地活到成年——而这个时候，他们已经不会再轻易被疾病打倒了——这简直颠覆了他们前三十年的人生观。
不过不得不承认，这样的朝廷真的是为了大伙儿着想的，这毋庸置疑。在秘鲁地区的儿童被疾病征收什一税（当地儿童每年约有十分之一死亡，即便是相对富裕的西班牙儿童也逃不过这一魔咒，故被称为“儿童什一税”）的时候，东岸共和国的儿童死亡率被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程度上——还是在东岸这么一个东西方病毒荟萃之地——不得不是政府应对得力、各类疾控措施有效发挥了效用了，不然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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