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上应该没有人喜欢当亡国奴，晋商也一样。
但晋商和东林党在客观上，狠狠的推了大明一把，把大明推入了万丈深渊。
东林党要求在关外增兵，巩固开拓关宁锦防线，不让孙承宗多年的努力成为泡影。
阉党觉得除留下便于据守的宁远城和觉华岛，尽数撤走关外大军，以缩减军费开支。
韦宝的防御思路与阉党其实是一致的。
但韦宝不赞成全部撤走，韦宝的思路是山海关守军五万，蓟州两万，关外三万，重点防御几个城堡。
事实上，现在的蓟辽防务就是按照韦宝的思路执行的。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魏忠贤似乎觉得十万人还多了。
韦宝明白魏忠贤是怎么想的。
魏忠贤其实知道韦宝完全控制了山海关的兵马，甚至可以说，山海关的驻军，已经沦为了韦宝的私家军队。
这一点很难改变。
与其如此，不如进一步撤军！
把关外的三万大军也一并砍掉，等于将辽东防务一起打包给韦宝和吴襄管了，朝廷基本上不管了，每年七万大军的军费，大明朝廷还是负担的起的。
所以，东林党是无脑极左思想，站着说话不腰疼，只会空谈。
阉党是极右思想，撤军撤的有点离谱了。
只有韦宝的思路是靠谱的，取中间值，用有限的兵力防御，与建奴拼消耗，打持久战，拉锯战，不再投入，也不再缩减。
关宁锦防线其实在韦宝看来，很鸡肋，在天启时可能有用，崇祯时完全无用。
因为这就不是一条防线，孙承宗提出在辽西修建堡垒群，是用来进攻的，目的是缩短后勤线，一步步往前挤压。
他自己给天启的奏疏里讲得明明白白，后来兵科给事中李鲁生弹劾孙承宗时也讲得很清楚：“从古征战未有陈师境上数年不进者，亦未有去敌既远虚设十余万之众坐食自困者，有之则守戍之众而非进取之旅也。”
这段话在说的就是孙承宗的战略目标。
如果孙承宗修堡垒就是用来防守，李鲁生也就不会这么弹劾他了。
说白了，孙承宗就是告诉大家要修城往前打，结果打不出去，十几万人天天在前线花钱，完全背离了孙承宗当初对朝廷的承诺。
孙承宗的战略走样了，把进攻搞成了防守。
孙承宗此战略可行的前提有三个，第一，明朝在辽西必须有足够可用的野战部队，军队有能力进攻；第二，西翼必须笼络住蒙古，必须让蒙古人亲明；第三，东翼必须有力量袭扰后金，登莱水师，东江，最好朝鲜也能配合。
孙承宗在天启朝提出这一战略时，第二和第三个条件基本成立，第一个条件不成立，所以说可能有用。
但用处不大，劳民伤财，没有什么效果。
所以，韦宝其实一直与孙承宗的军事观点不契合，甚至有无法调和的矛盾。
孙承宗上任后花了大量时间组织军队练兵，但局势的日益恶化打破了他的幻想。
明朝已无能力短时间内组建一支可与后金野战抗衡的可用之兵，孙承宗这时才发现辽西的水很深，同时也意识到了朝廷的财政问题，拼命地辞职要走人。
去职后的孙承宗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开始反对修建锦州。
其实，在孙承宗回到老家之前，已经被韦宝的能力和实力征服了，认可了韦宝的防御策略。
在原本的历史中，十三年后到辽西调研的洪承畴也反对在锦州大兴土木。
韦宝、洪承畴、孙承宗都看到了在缺乏野战精兵和财政窘迫的情况下，在锦州囤积重兵有多么的危险。
所以关宁锦防线，在该战略的提出者眼里，就不是防线，是用来进攻的跳板。
一旦不能进攻，它的作用就失去了。
用于防守，就像李鲁生说的，只能“坐地自困”。历史的结局也验证了这四个字，几百年后的辽沈战役，也在锦州城验证了这四个字。
到了崇祯朝，随着皇太极在西翼搞定蒙古，在东翼搞定朝鲜，明朝又自断东江，另两个前提条件也不复存在，随后就是清军绕过关宁锦防线的五次入关。
此时战略态势已完全不同，清军打通了两翼，处于非常强劲的进攻态势，对辽西形成了钳形攻势，辽西成了绝佳的围点打援之地。
明朝的最佳选择是优先保卫关内的京畿安全，重中之重是加强蓟州、山海关防线，即使清军来攻，在家门口自己的主场决战，后勤和援军都有保障，也比远在锦州的胜算要大。
魏忠贤在这一点上，头脑思路是很清晰的，与韦宝不谋而合。
还死抱着锦州，实质是陷入了“衔尾蛇困局”，如此一来，松锦之战被吃掉六万精锐的结果是必然会发生的。
实际上崇祯对此也不是不清楚，他也曾和大臣讨论过要不要收缩，军队将领和兵部文官也多次有人上疏提出放弃锦州转而加强蓟州防御。
至于为什么这个决策始终没有做出来，有个词叫“沉没成本”，投入巨大，尾大不掉，围绕辽西在边军和朝堂已形成了非常庞大的利益集团。
从崇祯优柔寡断的皇帝生涯看，崇祯就不是一个有睿识的君主。
在韦宝看来，天启皇帝和魏忠贤的水平是有的，至少完爆崇祯。
天启皇帝朱由校的可能天赋比不上他爷爷万历，万历是懒但水平高得很。
但朱由校比他弟弟崇祯高了不知道几个段位。
朱由校从十六岁当上皇帝，在位短短七年就能把那个糊涂爹泰昌一个月就砸坏的摊子给重新支起来，已经殊为不易。
朱由校在大方向上有主见，对军事问题不外行，对关外情况非常了解，对解决后金问题很有耐心；懂权力制衡之道。
《熹宗实录》看下来，会发现他和他爷爷一样，抓大放小、拉一派打一派也算有一套。
具体评价天启得分两个阶段，刚登基时东林众正盈朝，天启不仅被忽悠而冤枉了熊廷弼，关外还因东林大草包袁应泰的上任而连丢两阳，直至东林大佬叶向高的得意弟子王化贞丢失辽东的最后一座重镇广宁，明朝彻底失去辽东，可以说情势糜烂。
然后天启关门放狗，清洗内政，宁锦之战后辽西也开始收缩，后金虽拿下了广宁，但后勤和兵力的短板使其一时间无力深入辽西走廊长期作战，追击广宁溃军时便因“大清兵追逐化贞等二百里，不得食，乃还。”
充分表明了当时后金军如沿途无可抢之粮用于补给，便很难独自支撑几万人的长距离行军作战，在后勤距离上有着致命的短板。
于是，明朝开始重回熊廷弼正面收缩拉长后金补给线、两翼钳制压缩后金战略空间、后方袭扰破坏后金统治秩序的正确策略。
宁远之战时高第要求前线明军将锦右的人和粮全部“归并宁远”的命令，正是这一策略在正面的体现。
如果不了解这一策略的背景和后金的作战特点，就很难明白为什么王在晋、高第、王之臣连续几任经略，甚至是从蓟辽督师位置上卸任的孙承宗都主张放弃锦右地区，因为这是用惨重代价换来的血的教训。
幸运的是，天启在宁锦之战后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策略的正确性，把那位“兵法有进无退”的军事家赶回了家。
天启犯下的最大错误是，为了应对东林挑起的失控的党争，放出魏忠贤咬人时自己对局面也有所失控，魏忠贤下手太狠，手段残酷的同时亦牵连过广。
比如杨涟，虽然弹劾魏忠贤的奏疏显得心胸狭隘、且影射了宫内之事而政治上极不成熟，但作为泰昌的托孤之臣，这个人的忠诚和清廉毋庸置疑，他既是东林可也是立场坚定的帝党，其品行操守比左光斗及后来的韩、钱等人不知高到哪儿去了，所以罢官流放或者关几年怎么都行，无论如何都是万万杀不得的。
这叫政治斗争扩大化。
和万历比起来，天启在这方面要稚嫩很多。
最后，如果说万历死得太不是时候，那么天启就是死得太早。
这爷孙俩随便一位晚死五年，后金都崩了。
因为他俩死的那一年，后金都在明朝几经折腾才形成的正确战略的压制下，开始陷入极大的困境。
万历末，熊廷弼稳住了局势，沈阳固若金汤的同时，正面防守侧翼袭扰，在周边渐次挤压后金的生存空间，逐步集结关内精锐客军伺机进逼，努尔哈赤一点机会没有。
结果万历一死，熊廷弼被搞下去，不但两阳丢了，几万精锐客军也一波送掉，明朝丧失解决后金最好的机会。
天启末，明朝收缩至宁远在辽西坚壁清野实施三方布置，后金无粮陷入饥荒，史载“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人有相食”。
这种局面持续下去不出三年，后金必内乱。
这时候天启死了崇祯上台，前线总指挥换人，开始“送”粮食，“帮”皇太极解决了继承汗位之初的最大危机。
总体而言，万历末和天启末的明朝都恢复和保持了对后金的战略攻势。但是这两位一死，人亡政息，当后金在崇祯二年利用皇帝的用人失误成功地打破明朝两翼的牵制力量时，意味着双方的战略态势逆转。
从此后金成为了战略攻势的那一方，后方没有压力，可以毫无顾忌地收拾蒙古、征服朝鲜、破口入关劫掠了。
和后面他弟弟崇祯这位小事较真、大事糊涂的继任者相比，天启已经是很合格的皇帝了。
天启皇帝上台初期就几次召集廷臣集议方略，最终决定了固守辽西的策略，而固守辽西的关键就是广宁。
当时熊廷弼先前提出的“三方布置策”就是以广宁为主，在这里重点设防，部署了精锐的步骑兵；然后以山海关为策应之地，屯驻重兵，设置经略，节制三方。
在天津、登州、莱州各置舟师策应，从海上进行牵制，乘虚进入辽南沿海地区，攻击女真的侧背。
这实际上是熊廷弼一贯坚守防御的战略，他的思路是“防边以守为上，缮垣建堡”，在开铁溃败后接手烂摊子的熊廷弼力主对后金采取守势，整顿防务，很快就稳定了局势。
熊廷弼的坚守防御战略，使得后金无法发挥自己作战的优势。后来袁崇焕搞的凭坚城用大炮策略就是吸取了这一战略的积极因素。
为了配合熊廷弼，天启皇帝和北京的廷臣们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使，经略辽东等处军务，驻山海关。
偏偏又任命了王化贞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广宁事务，治广宁，受经略节制。
一番布置之后，还是能看出来此时的明廷仍具有相当的战略布局能力。
朝廷多方筹措之下，给熊廷弼带来了二十六万的兵力，加上原有的士兵，接近熊廷弼需求的30万。
其中在广宁就驻扎了12万人，所以这个时候驻守的广宁的巡抚王化贞的角色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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