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元年五月二十四日，下令取消。
顺治二年四月初五日，多铎率清军自归德府起行，进兵江南，至五月十五日，入南京城。
大约同时间在北京，李若琳，时任礼部左侍郎兼内翰林弘文院侍读学士，忽传多尔衮有重下剃发令之旨，引起轩然大波。
顺治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御史赵开心弹劾李若琳“不能以道事君”、“悖旨惑民”，并表示希望“以礼乐衣冠之治治天下”。
此疏被多尔衮驳斥，但其仍表示“若不愿剃头者，亦不必强其情”。
顺治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清廷得到多铎平定江南的捷报。
顺治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多尔衮对大量奏疏反对剃头并引“旧朝礼乐制度”感到不满，并表示“便该传旨叫官民尽皆剃头”，在场的大学士以“指日江南混一”为由劝阻。
顺治二年六月初五日，清廷敕谕多铎，下令“注册各处文武军民，尽令薙发，傥有不从，以军法从事”。
顺治二年六月十五日，清廷正式对全国下达剃发令。
清军入关后，最初的剃发易服政策与入关前并无不同，以是否剃发为判别叛逆的标识，“以别顺逆”，对那些“虽称归顺而不薙发者”的评价也是“有狐疑观望之意”，显见对不剃发者的不信任感。
但仅仅过了二十来天，清廷便取消了之前的剃发令，“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理由是“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
这应该是地方下的普遍抵触，甚至是抵抗，与朝堂上大量官员劝阻的结果。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取消剃发易服命令是多尔衮的本心。
事实上，顺治元年的七月，多尔衮在回复山东巡按朱朗鑅希望新补监司三人用明式衣冠的奏疏时，就说“目下急勦逆贼，兵务方殷，衣冠礼乐，未遑制定。近简用各官，姑依明式”，看上去答应的颇为勉强，取消剃
发易服的命令。
其实更像是一种临时性的举措，这与后来重下剃发令时所言“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倒是颇为一致。
因此，当多铎不断传来前线顺利的捷报时，传出有重下剃发令之旨也就顺理成章了。
根据时任陕西道监察御史赵开心的奏疏，作为侍读学士的李若琳“贪位固宠”，“垂涎内院一席”，“忽传王上有官民剃头之旨”，“举朝闻之争相错愕”。
当然，赵开心的弹劾，可能并不单纯，似乎涉及到清初党争的因素在内，不过其奏疏的核心，仍是反对剃发易服，并在奏疏里将多尔衮归到同样的阵营，显然是希望多尔衮能平息所谓的“传闻”。
然而现实却不那么美好，多尔衮的回复异常强硬，“将欲使通国官民，不遵清制，而终为**人物乎”，但此时多尔衮对剃头一事未有勉强。
不过似乎由于大量反对剃发奏疏的交替上疏，多尔衮的态度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他认为朝臣对此的言论“甚属不伦”，并表示“今不尊本朝制度，必欲从**制度，是诚何心”，同时也表达了重下剃发令的意思。
虽然在场的大学士对此进行了劝阻，不过由于几天后清廷便敕谕多铎推行剃发令，显见这个劝阻并没有成功。
且就在前一天的二十八日，清廷便收到了平定江南的捷报，大学士所言的理由也就十分尴尬了。
那么清廷推行剃发易服的动机何在，又何为一度取消了剃发易服的命令。
清廷将衣冠制度视是根本政治制度。
事实上，不仅是清朝，古代中国几乎所有的朝代，都极其看重衣冠制度。
而清廷更是将衣冠制度看做区别前代的重要举措，尤其是清朝统治者需要统治大量与己衣冠形式不同的民众，使其具有高度敏感性。
在清朝入关之初，清朝统治者存在对大量归顺者的不信任感，仍然怀疑他们思念**，多尔衮就曾质问冯铨等人“到底是念你旧主”，并说“比如封赏如今亲王，你们未必谢”。
而衣冠发式这种高度敏感性的形式，也就被清朝统治者视为区别**与清朝的重要制度，因此在清廷重下剃发令的过程中，才会不断强调“明制”与“本朝制度”。
这一点是清廷一以贯之的思路，即使是后来顺治亲政之后也未有改变。
顺治十年的二月，顺治皇帝就曾下谕礼部，表示“一代冠服，自有一代之制”，并要求以后服饰“务照满式，不许异同”，由此可见一斑。
清廷要统治中国，以剃发易服来区别顺逆。
清廷在顺治元年的五月二十四日取消剃发令时，就曾提及前次发布剃发令的原因就是“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薙发，以别顺逆”，后来重下剃发令时也说“若不画一，终属二心”，说明清朝统治者对不剃发易服者始终感到无法信任。
而清廷对平定地区的臣民与臣服外国的态度也有不同，清廷是想要统治中国的，因此“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自然那些不愿剃发易服者，“不几为异国之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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