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宝叹口气道：“李大人啊，你这是何苦呢？我刚才给你3000两你不要，你现在要了？5000两，没有办法！”
“5000两够买个五品官了吧？”李利民肉疼道，“那我买更高的，我不要都事的位置了。我来个大理寺右寺丞！这位置现在是空缺的。”
“那得20000两纹银！”韦宝一副坐地起价奸商嘴脸，刚才是没有打开销路，现在销路已经打开了，按照这个趋势，明天肯定能把官位卖空，哪里还有优惠？大理寺的官职很少，大理寺右寺丞仅次于自己这个大理寺左寺丞了，哪里能随便卖掉？至少也得20000两起步。
“20000两纹银？”李利民一脑门都是汗，“韦大人，咱们可是兄弟感情啊？你能不能不要这样？一会儿价钱就涨这么多啊？您刚才还说七品官3000两纹银，那，正五品怎么样也用不了20000两纹银吧？”
“人多位置少啊，我这都已经卖出去100多个位置了，还剩300个不到了，不抓紧，啥都不剩了。”韦宝也是一副无奈的样子。
“4000两纹银，我还是要我的经历司都事吧。”李利民无奈道。
“5000两！”韦宝很坚持，“李大人，不要说我不念旧情，王大人比你先表示要买的，他出4000两纹银，有我照顾他的情分在里面，你凭什么后开口，却也想用同样的价钱买下来？”
这回，李利民的肠子都差点悔青了，暗忖自己不是傻子吗？刚才自己只需要3000两纹银就能拿下来的啊，现在却变成了5000两纹银。
“韦大人，咱们是什么交情啊？您不是都说了算吗？好歹让我一点，王老弟他不会介意的，是不是老王？”
王大人不置可否，“你李大人要回自己的位置，我自然不好与你抢。”
“5000两纹银，这是规矩的问题，不是交情的问题了，是你李大人自己没有抓住机会，过了今天，明天肯定全部翻倍！”韦宝是很狠的人，绝不会退步的。
这是制度的问题，绝不是人的问题，韦宝虽然还不熟练大明官场这些破事，但是本质上的东西，他是看的清清楚楚的。
李利民他们开始拖拖拉拉不肯掏钱，本质上还是害怕！
怕他韦宝说话没用，靠山不稳。
而并不是不认可他卖官这种行径。
他们从上到下收常例银子，搜刮脏银，送礼成风，和直接买官卖官有什么分别？
“4500两纹银，行不行？韦大人。”李利民恳求道。
韦宝叹口气：“要不是顾着咱们兄弟感情，5000两一文都不能少的。你李大人要记着欠我这份情，这可是500两啊！这些银子不是给我自己收的！所以说，啥事情都有个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
“是，是，兄弟感激不尽。”李利民是真的体会到了。他并没有怪韦宝装腔作势，知道韦宝说的是实话，这不，肯付4000两纹银买都察院经历司都事位置的王大人不就在这里吗？人家出4000两，他凭什么也出4000两？好歹得加一点点的。
韦宝本来以为一切都要这么顺理成章，顺顺利利的继续下去的时候，出事了。
两伙人吵起来了。
这回不是东林党和阉党吵。
更准确的说是在任的还没有买官的官员们与已经买官的人吵起来了。
单一制君主专制国家的治理成本。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信息和组织都是需要成本的，贪污就是这种成本之一。
谈什么制度建设、独立司法都是脱离时代、脱离当时社会生产条件的空谈，传统专制社会不是没有制度，而是有高度复杂的政治、法律制度。
只是制度也不能超越时代的具体生产条件。
君主专制的集权国家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赋税，怎么把赋税收到中央政府来维持国家运转，需要信息、需要组织，而这一切都是有成本的。
围绕赋税问题可以解释秦汉、唐宋、明清三大帝国时代变迁的基本脉络。
一个帝国时代的兴衰总是伴随一种财税制度的兴衰。
传统农业社会中央政府不可能了解每个村庄、每个农户的具体情况，信息不对称必然带来大量的代理成本，也就是官员的贪污。
比起刚刚买官的这帮人，在任的那帮官员肯定更懂得贪，更会贪，对贪的见解也更多。
他们一看不行啊，韦宝这都卖出去多少官位了？说是说三天，哪里要得到三天、明天肯定卖完。
而且，买官的大部分不是都察院和大理寺的现任官员，凭什么衙门那些子弟能随便买官？
凭什么新科进士们能随便买官？
他们每多买走一个官位，他们就少一个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