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着跟杨慧梅交流的功夫，卢育英专门注意了一下从四辆中巴车上下来的****代表团成员。
细看之下确实发现了一些不同。
尽管大多数人都穿着军装，但是跟之前几次相比，这个代表团里面的空军军官比例明显更高，而且从装扮和年龄来看，其中有很多都像是现役飞行员。
来买飞机的时候带几个飞行员体验飞行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因为大多数空军的高级军官本就是飞行员出身，因此很少会出现这么多的年轻面孔。
看着巴方代表团成员陆续下车，杨慧梅也不好一直把人家晾着。
但是在转身之前还是跟卢育英说道：
“总之，这次的情况确实比较特殊，上级也非常重视，今天我出来之前，空军申田丰副司令员专门定了调子，说要加深中巴两国在军事技术和训练方面的交流。”
看着对方离去的背影，卢育英有些苦恼地敲了敲自己的脑袋。
作为一个工程技术人员，他并不喜欢这种模棱两可的表态。
如果要是能像飞行器设计一样，给出一个精确的范围就好了。
可惜在对外交流领域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从1988年开始，两国就基于一种歼7深度改进型——超7计划确认了合作意向。
但是由于双方对于战机技术层面存在分歧，加上中间巴方的兴趣又转向F16，导致这一项目在原地踏步了很长时间。
一直到前年，也就是1994年，因为受美国制裁导致采购F16无望的巴方才重新开始了正式的谈判。
不过这个时候，他们对于飞机的要求已经从一架“给F16打下手的低端战机”变成了“能够取代F16独挑大梁的主力战机”。
超7计划一开始的方案，歼7CP显然不能满足这个要求。
要是重新按照巴方的技术要求设计一架新飞机，那这个工程量，以及成本就要大得多了。
无论对于中方还是巴方来说，连带着的风险也要成倍增加。
所以需要更加深度的合作模式。
然而国与国之间加深合作这种事情，哪里是航空工业部门能说了算的。
总之谈判进度就这么僵住了，一直到今天。
结果这个时候又突然说要加深交流——
那是要加到多深？
十号工程？
想都不用想，绝对是不能给看的，甭管****背地里跟华夏再怎么关系好，人家终究还算是白纸黑字的美国盟友，不能什么东西都往外抖落。
可是然后呢？
看着对方这次的架势，绝对不只是再买一批歼7那么简单。
而且还涉及到航空技术领域的合作，那就更加敏感和麻烦了。
611所目前进行的几个项目涉及到各种技术和子系统，哪些能卖，哪些不能……
这些问题，卢育英内心都没有底。
实际上，不仅卢育英没底，由于这个时候的华夏在装备出口方面还不成熟，就连华夏航技的人也没底。
但无论如何，事已至此，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毕竟如今军队还在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整个军工部门都严重缺少订单，甚至需要搞军转民产品以维持生计。
虽然已经比80年代最艰苦的时候要好上不少，但各方面的资金都仍然是紧巴巴的。
例如目前由卢育英本人负责，进度相当喜人的歼7F战斗机，项目总拨款只有5000万人民币。
如果不是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让他通过一篇论文联系到救兵，大大降低了飞机的开发成本，恐怕这个深度改进型都未必能走到最后。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但凡比较有想法的军工企业都把目光投向了国外。
如果能拿到外国客户的订单换到外汇，那么这些经费纵然不可能全部归属于本单位，也至少能留下相当一部分，解决一些火烧眉毛的问题。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卢育英深吸一口气，朝着代表团的方向走了过去。
为首的一名军官也走上前来。
“这位是航空工业蓉城飞机设计所的卢育英总师，负责了多个歼7飞机改进型号的开发工作。”
站在二人侧面的杨慧梅先是向那名军官介绍了卢育英的身份，然后又微微转身面向后者：
“这是****空军副总参谋长，也是这次巴方代表团的领队，沙希德·拉蒂夫少将。”
二人握了握手。
拉蒂夫的开场方式非常独特：
“在因为年龄太大而停飞之前，我飞过的最后一个型号就是由你们设计的歼7MP战斗机，在当时，那绝对算得上是一架相当不错的飞机。”
“非常荣幸能得到您这样的评价，少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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