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之后的情况，巴黎众说纷纭，有人说兵工厂响起了冲锋号，有人说有个孩子给了龙骑兵一匕首。但不论如何，事实是，现场突然连发三声枪响。
第枪打死了龙骑兵中队长灼雷，第二枪打死了孔特斯卡尔浦街上个正在关窗的聋老妇，第三枪擦坏了一个军官的肩章。
人群中有个妇女大喊：“动手太早了！”
但现在说这话已经太迟了，人们听见马蹄声作响，整整一个中队的龙骑兵从莫尔朗河边的军营中冲出，他们高举马刀，就像是狂暴的飓风，将一切横扫。
石块乱飞，枪声四起，许多人跳到河岸下，有的拔木桩，有的开手枪，个街垒就这样形成了。被撵回的那些年，挽着柩车，路飞跑，穿过奥斯特里茨桥，向着保安警察队冲去。
四个卡宾枪骑兵连发起了冲锋，龙骑兵逢人就砍、见人便杀，人群向四面八方逃散，一时之间，巴黎的四面八方都被怒吼与火焰点燃。
在1832年的六月，革命再次爆发了。
维克多·雨果，1832年6月5日，于巴黎。
……
自霍乱瘟疫流行以来，巴黎的死亡人数已达17000到18000人。
在死亡与疾病的威胁下，在农业歉收的背景下，巴黎的紧张气氛仍在升温。每个人的眼神里都流露着愤怒和仇恨的火焰，在最近一段时间，我甚至不敢独自身穿警服出门，小市民们对警方的投毒谣言深信不疑。
我知道，如果让他们在大街上发现一个落单的警察，挨一顿打已经算是受到上帝的眷顾了。
但是就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在警力已经紧张到极限的情况下，我们还不得不去执行许多其他命令，去配合国民自卫军以及军队的行动。而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在许多时候，我们不得不对群体事件让步。
我们私底下都开玩笑说：“霍乱夺去了大量生命不说，弄不好，还会将路易·菲利普的新王朝一起葬送了。”
所有明眼人都知道，拉马克将军的葬礼非常有可能成为起义的导火索。
六月五日，我和我的小伙子们便装混入了送葬的队伍中，果不其然，我得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消息，并及时将这些消息传递了回去。而在一众坏消息当中，最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得知正统王朝派并未参与，这次只是共和分子与波拿巴分子紧密地联合在了一起。
共和分子能和波拿巴分子走在一起，呵！这是多么奇怪的一件事。
他们好像认为：拿破仑的名字就代表了民主和自由，而这民主和自由的信号就是从拿破仑的流放地圣赫勒拿岛发出的。
我跟着他们到了葬礼的现场，看到一个骑着马的黑衣人举着红旗出现在广场上，这时候我就意识到了情况不妙。果不其然，人群开始高呼起了山呼海啸般的“共和万岁”口号。
我当即给小伙子们使了个眼色，要求他们立马跟我返回警察厅总部。
但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这场骚乱会在短时间里立刻升级为造反夺权。
6月5日晚间，整个巴黎的街头巷尾都布满了街垒，所有人都武装了起来。晚上8点左右，城市主干道路上的路障也都被架设好。
那帮起义者拿着各式各样的枪支，猛烈的朝我们开火。我凭借着对巴黎街道网的了如指掌，带着小伙子们在老城区打了几个街垒一个猝不及防，将一些武装分子与高举煽动标语旗帜的造反派全都逮捕羁押。
哼！不是我吹牛，整个巴黎的地图，每一条暗道、小巷都刻在我弗朗索瓦·维多克的心上。
不过说实话，巴黎这糟糕透顶的街道是应该找个机会改造改造，大部分街道都很狭窄，只需要用石块和木桩堆起路障，只需要七八个枪法好的人就可以轻而易举的阻挡大约一个连的兵力前进。
谁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强冲街垒是送死，士兵不愿意白白上去送命，就让国民自卫军里的市民志愿者顶上，但没有人是傻子，这些志愿者同样不愿意当炮灰去堵抢眼儿。
整个城市的情况非常复杂，我看见有些孤立无援的岗哨在迟迟得不到支援的情况下只能向起义者缴械投降。
我在路上还遇到了我的老朋友——塞纳河区的最高行政长官邦迪伯爵，他当时正和几个仆人被起义军撵的到处乱跑，对他而言，前往市政厅办公室的路途实在是太遥远了。
不过，万幸的是，这时候正好有一辆出租马车路过，我一把将他推进了车厢，还派了瓦库尔负责保护他的安全。虽然瓦库尔在去年的伦敦行动中表现不佳，但这一次他很好的完成了任务，没有辜负我对他的期望，嗯……或许我应该考虑替他申请嘉奖。
我带着剩下的小伙子们一路杀回总部，刚刚进门便撞上了日索凯厅长。
看得出来，他有点慌了。
他虽然一直不承认那些政治评论家预言路易·菲利普王朝必定垮台的言论，但巴黎当下四处冒烟的景象也由不得他不承认了。
他打算去杜伊勒里宫与总理以及内阁商量对策，但又颇为担心街道上步枪的火光。我知道，我表现的机会来了。
我护送着他，一路上亲自打头侦查、探路。在经过一个政府军岗哨时，士兵们非要察看厅长的身份证件，否则说什么也不放行。不过他们认出了我，看在五十法郎和我响亮名头的份上，他们最终还是放行了。
我们刚刚抵达杜伊勒里宫，便得知国王陛下路易·菲利普在得知了巴黎的局势后，已经带着王后和阿德莱德公主从贡比涅城堡紧急赶回了巴黎。如果不是因为这次起义，他本应该在贡比涅接待到访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的。
虽然国王陛下看起来很可悲，一点国王的霸气都没有，但我还是得为他亲自策马从讷伊赶回一线指挥首都行动的行为鼓掌，这起码说明了他身为国王的担当。
我很高兴自己年轻时曾经与国王在同一支部队当过战友，而且即便过了这么多年，他并没有由于安逸的生活与崇高的地位丢失直面困难的勇气。
罗博元帅在杜伊勒里宫接待了我们，并向大巴黎警察厅下达了明确而又有力的指示。
但是，在我们往返宫廷与警察厅总部的这1个小时里，我们位于耶路撒冷路的总部遭到了起义者的一次袭击。不过，好在我们的留守警员守住了阵地。
我还来不及喘口气，便又带着人从西岱岛绕到了塞纳河右岸。据我所知，骚动中心就在圣梅里区，这里的街道很狭窄，只能单人通过，所以骑兵们在这里伤亡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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