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看到新务的好处，张居正自然也不例外。
这也是为什么张居正也要推进新政，甚至将苏泽的《三经新注》改头换面，搞成自己的学说出版推行。
但是张居正能够接受的极限，也就是《三经新注》了。
苏泽的学说也在不断的进步中。
苏泽在世博会上的公开讲话，已经公然讲出了“先贤不足法”的话，这已经是否定了先贤文书的神圣性，苏泽新的文章已经不再从先贤的典章中寻求法理性和合理性了。
这其实也是正常的，东南的法理本来就是“主权在民”，既然是主权在民，那先贤所说的就不再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更不是奉为圭臬的圣言，而只是先贤根据他们自己所在的时代，提出解决那个时代问题的方法和学说。
如今这个时代已经和先贤所处的时代完全不同了，先贤没有遇到过现在的问题，他们的指导也不再是绝对正确的。
当然苏泽这一套新理论在东南也是激进的，可确实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了东南的读书人。
而他自身又是当世文宗，他这套理论也到了很多年轻人的追捧。
但是对于底色是保守的北方明廷来说，苏泽这一套主权在民的学说就是他们不能接受的。
而为了科举读了一辈子的圣贤书的读书人，更是无法接受推翻先贤圣言的理论。
所以张居正推行的新学，也就到《三经新义》为止，删除了有关“主权在民”的论述，只是增加了一些限制君权的内容。
这就是北方明廷改良的新学，苏泽对于张居正篡改抄袭自己的学说毫不在意，公开嘲笑张居正的所谓“新学”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张居正倒是并不在意苏泽的评价。
张敬修这种小规模的文会，讨论的主要内容自然不是文学了。
这种文会其实就是关起门来键政的聚会，张敬修是文会的发起者，而邀请王世贞来，一方面是张敬修仰慕王世贞的文名，另外也是因为王世贞从苏州府过来，张敬修准备向他询问一些东南的情况。
王世贞进入后堂，这里已经坐着几个年轻人了。其中一个王世贞还认识，这个年轻人叫做佟安，是在左顺门公车上书的学习会的青年领袖。
公车上书算是导致了高拱下台，张居正上台的导火索，在张居正执政以后，对于当年参与公车上书的年轻读书人都给予了优待，其中不少人参加科举进入官场，都得到了张居正的提拔。
但是佟安不肯参加科举，更不肯出仕，而是留在京师研读新学。
而经过公车上书之后，学习会也声名大噪，不少有志向的年轻士子，纷纷要求加入学习会。
曾经那些学习会的领袖，则因为进入官场而放弃了学习会的事务，佟安一边读书一边经营学习会，俨然成了京师青年人的领袖。
张敬修虽然是宰相之子，但是也是考上了举人的，如今在国子监入监学习，自然会认识在国子监读书的佟安。
王世贞也曾经应邀去国子监讲过学，自然是认识佟安的。
而佟安也是京师情报站站长陆二的重点关注名单上的人，王世贞也正在和这些名单上的青年接触。
环视一圈，张敬修这次文会邀请的都是京师比较进步的青年读书人，主要是国子监的学生，还有一些思想进步的官宦子弟。
等到王世贞落座之后，张敬修命令书童关上门，掏出一份报纸来。
王世贞一看，这是一份东南发行的《警世报》。
按照张居正内阁最新的法令，在京师藏匿东南的报纸可是要吃牢饭的，而聚众宣读东南的报纸，那更是要流放边疆的重罪。
不过这条禁令显然不适用于宰相公子，张敬修拿起报纸就读了起来。
王世贞皱着眉头，张敬修读的就是苏泽在世博会开幕式上的演讲，可这是十五天前的报纸，王世贞也是昨天才从陆二的情报站里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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