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的局势变成了,胡宗宪这个严党的浙直总督,总揽抗倭。
郑泌昌这个严党浙江布政使,负责民政,推行改稻为桑。
谭纶这个清流的浙江巡抚,负责监察。
而杭州知府这个关键的职位,在历史这个诡异的舞台上,竟然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翰林院官员高翰文,在听说了杭州水灾之后,上书朝廷,提出“以改代赈,两难自解”的方针,让大户出钱购买受灾百姓的土地,从而让朝廷不用出钱也能赈灾。
高翰文还提出要购买土地的大户,一定要种植上桑树,再反过来雇佣出售土地的百姓为佃农,这样就能完成改稻为桑和赈灾两件事了。
高翰文的这份奏章,迅速得到了严党的支持,清流中也有不少支持的声音。
嘉靖皇帝见到这份奏章更是大喜,称赞高翰文是国之干才,命令他就任杭州知府,负责以改代赈改稻为桑的事务。
事情到了这一步,苏泽已经看到了未来的剧本,不过此时他已经对浙江这场党争失去了兴趣。
就连胡宗宪这样的大员,都无法改变大明浙江的局势,自己这个举人又能做出什么呢?
变法改革,修修补补,已经救不了大明朝了,苏泽已经坚定了决心要造反了。
不过要造反,肯定也要有自己的根据地。
苏泽看来看去,还是老家福建和广州,最适合现在的局势。
从去年朝廷在福建广州加征抗倭银,加上官府的层层摊派,整个福建广州可以说是起义不断。
嘉靖三十九年八月初六日,福建士卒三百余人起事,自沙县、将乐县出发攻陷泰宁县,官军守备王址战死。兵变队伍遂鼓行入江西广昌、乐安,再奔永丰。
嘉靖三十九年,福建由于官府赋役剥削苛重,加以倭寇流劫各州县,以致民困不堪,各地人民相继奋起反抗。其中,有大埔的窖民、南湾的船民、尤溪的山民、龙岩的矿工,南靖、永定等处的流民,声势最大的窖民张琏等人的起事,官兵每战辄败。
对于如此浩大的起义,福建官府应接不暇,竟然出现了送牛给起义之民,贿赂起义流民不要攻击官府,汪道昆来信说,福州各地只能募兵守卫城池,根本无力出城剿灭流民。
到了今年,也就是嘉靖四十年,福建的流民起义,在谭纶戚继光入福建之后,靠着戚家军总算是平定了一些,流民逃入到了山中,不敢再攻打各地城市,但是整个福建依然乱作一团。
谭纶戚继光也是焦头烂额,就在福建内部稍稍平定了一些之后,倭寇又来了。
汪直死后,原本分成贸易派和掠夺派两派的倭寇迅速合流,主张和大明贸易的那群倭寇也开始掠夺大明海疆。
因为在浙江吃了亏,倭寇见到了福建大乱之后,开始重点入侵福建。
这群倭寇以原来掠夺派的首领徐海为首,加上汪直的手下,组成的倭寇团伙被称之为“新倭”。
新倭劫掠浙江、广东等省的倭寇纷纷窜入福建,与原在福建的倭寇互相联合,大举进犯福建各地。
先后攻掠邵武、罗源、连江、寿宁、政和、宁德、福清、长乐、龙岩、松溪、大田、古田、莆田,以致闽中迄无宁日。
从林默珺的来信,如今新倭正在集结力量,攻打福建兴化府。
兴化府,是福建最繁华的地区之一,戚继光如今也吞兵兴化,组织军民抗倭。
只不过因为严党和清流的党争,最支持戚继光的谭纶被调走,让戚继光在兴化府的抗倭工作举步维艰,连续吃了好几个败仗。
苏泽找到了方望海,提出了自己要返回福建组织民团抗倭。
对于苏泽这个提议,方望海叹息了一声说道:
“我知道汝霖你是知兵的,福建是你的老家,我看到福建这个样子也很难受。不过你返回福建,对抗倭大业也没什么用吧?”
方望海语重心长的说道:“汝霖,明年就是春闱了,以你的才学中了进士,自然有报国的机会。”
嘉靖四十一年是科举年,徐时行、许国、王锡爵都辞了苏泽报社团练的职务,认真回家备考,准备在今年下半年就入京,准备明年的春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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