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制置三司条例司”选拔官员就成了一件难事。王安石的首选是人品学识俱佳的正人君子刘恕。刘恕已和司马光共同修《资治通鉴》多年，二人在政府是否应该理财的问题上高度一致。刘恕坚决的辞掉这个职务：“我本就不识金谷之事，佐明主不应以财用为先。”可见王安石还是考虑到“反对派”的意见应该保留，并得到充分的研究，但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让大宋朝的文官们只要理念上有分歧就不能合作。
十分可惜，在政府理财的问题上，大宋也错失了一次绝好的两派辩论，互相从反对意见中抽取出合理成分的机会。以司马光为首的大部分文官都不赞成政府理财，可惜他们的立论也不够深刻，更多的是在古圣先贤的道德文章上泛泛而谈，论述读书人的精神层面不应和钱财有干系。以王安石为首的极少部分官员赞成理财，他们强调的是优化资源配置，打击地主豪商，强调社会公平。由于司马光派没有认真总结，造成了乍一看变法派还很有道理。国家各处都需要钱，优化资源配置、保障中下层民众，把社会中上层的财富收归国有，似乎很符合国家利益。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也能感受到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是有问题的，可又不能一针见血的指出问题出在哪里。他们无法认识到“自由”要先于“公平”，只有“自由”创造的“公平”才是百姓认可的，社会的真正“公平”，没有“自由”为基础的“公平”是以“公平”为外衣的“专治”。
政府是需要钱，但是政府需要钱就要去经营吗？政府税收的每一分钱，都出在和人民共享收益。但政府办钱庄、政府经商那就不是在和人民共分成果，而是把民间的果实拿回政府去了。政府经商确实有配置资源的作用，但由于政府的力量无比强大，而且不易约束，对市场造成的震动是毁灭性的，可以让其他任何经济力量都失去活性。可惜双方没有在这个“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问题上进行深入探讨。而把问题转化为政府需不需要考虑钱，这不成了显而易见的吗？归根结底还是大宋的这些文官们始终就是文人，终究没有能成为学者。他们似乎就是被锁链紧锁的奴隶，只能终日面朝洞穴，沉思洞壁上的光影，而无法领略洞穴外广阔的世界。
朝廷上的君子都离“制置三司条例司”躲得远远的。和宰相曾公亮同为福建同乡的枢密副使陈升之就没有那么“君子”了。他看见王安石得势，就主动要求作为枢密院高级官员代表和王安石共同执掌“制置三司条例司”。借此，让王安石推荐他成为中书的宰相，等他成为中书的宰相后看到反对新法的人很多，就也成为了反对派，反对“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这样的政治投机商在王安石的队伍里也不少，他们完全没有政治立场，只要对自己升官有利的事，他们就去做，怎么有利怎样做。
值得庆幸的是大宋的这次变法，虽然革新派与反对派里都参杂着只顾自己私利的小人，但无论是革新派还是反对派都是人品高洁、性格坚毅的王安石、司马光这样的君子们主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