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二年（1057），如同科举士子的才思喷薄而出的还有天上的雨，地上的黄河水。汴京城里满城都是水，王安石全家不得不搬到地势高的地方。王侯将相家中有匹马都不算什么，有一叶扁舟才叫气派。但这次的大水不仅是自然灾害，不仅是黄河泛滥，更是发展成了一场以治理黄河水为场景的政治闹剧。以百姓为“刍狗”的政治家们，在汴京城里进行着残酷的角力。
景祐元年（1034），黄河在澶州横陇埽决口，大河离开了流经千年的京东故道，久久没有恢复。景祐元年的这次决口改道，使得大宋朝廷深深认识到了治理黄河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仁宗皇帝得到的报告是“需要用工一千零四十一万六千八百日，需役夫一十万四千一百六十八人，百日而毕。”再加上耗费如山的物料，仁宗皇帝放弃了治理黄河，转而将有限的财力用于赈灾。但这次黄河决口，宰相陈执中还是被弹劾了。文彦博、宋庠、庞籍拜相。黄河就这样又有惊无险的在“横陇故道”上自由的流淌了十四年。此后，虽未成患，但淤积迅速。
庆历八年（1048），黄河冲决澶州商胡埽，离开了行水十四年的“横陇河道”，向北直奔大名，由天津入海。黄河再次决口改道，皇祐四年（1052）大宋朝不得不把治理黄河的问题提上议程。考虑到工程巨大，还是需要周全论证。但意见分成了两派，确切说明确的意见分为了两派，还有一人独占一派，称为第三派，他的意见是不同意前两派意见。
第一派意见是由庆历年间反对范仲淹“庆历新政”的，现判大名府贾昌朝向朝廷提出的，意见是“恢复京东故道”。这个方案得到了前任宰相陈执中的支持。他们的理由是，京东故道堤坝、埽所还都留存，只要加以修缮即可。横陇故道的下游直至入海口皆已壅塞，难以清淤，而且黄河流经横陇河道时，河北就经常发生泛滥，不适合再恢复。更重要的是横陇故道过于向北，流近契丹，如果把宋辽边境的“水长城”给淹了，就让辽军长驱直入了。
第二派意见是勾当河渠司事李仲昌提出的，“塞商胡埽，开六塔河，使归横陇故道。”这个方案得到了现任宰相文彦博、富弼的支持。他们提出这个方案最大的优点是，工程量比恢复汉唐故道要小得多，关键是可以承受。
第三派意见是翰林学士欧阳修提出的，“以上意见均不可采纳。请选知水利之臣，让黄河顺势而下，清淤顺利入海。”这个意见只是否定其他明确意见，至于如何做没有明确，需要找个懂水利的去做。欧阳修的分析也很合理，他说：“黄河泥沙多，不可能不淤积，而淤淀先发生在下游，水行不快渐壅，上游地势低处就会发生决口。故已弃故道，自古难复。更何况，六塔河如此窄，明显不足以容纳黄河同流。”应该说这个逻辑是合理的，可惜由于不是一条明确的具有指导性的意见，没有被仁宗皇帝重视。
这时的仁宗皇帝急于生儿子，日夜劳累，积劳成疾。治河之事都由宰相文彦博、富弼定夺。欧阳修中肯的意见被扔到了一边，恢复汉唐时期的京东故道，因为耗资不可承受也被否定了。贾昌朝妄想立功回朝任宰职的幻想也宣告“破灭”。
想立功擢升的又何止贾昌朝，李仲昌也急于立功。原本计划待秋冬季，枯水期再动工，塞商胡北流水。但各方求功心切，仓促之下就急于动工了。嘉祐元年（1056），在春夏之际的丰水期就开始堵塞商胡决口，驱水入六塔河。为尽快完工，填入的埽也不足，完工的当天就发生了大面积溃坝。无数可怜的修河役夫被洪水卷走，与他们的亲人天人永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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