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范纯仁已是次相，他是唯一一个头脑还保持着清醒的人。至于宰相吕大防、副相孙固、刘挚这样的老顽固是怎么也拉不回来了，这些人早年的坎坷经历已让他们失去理智思考的能力。范纯仁不愧是范仲淹的儿子，有了不起的觉醒意识。当年父亲范仲淹去世，欧阳修写神道碑，内容上体现了朝廷上两位重臣，范仲淹与吕夷简站在国家的利益上，摒弃个人恩怨达成了和解。看到欧阳修写的神道碑的碑文，范纯仁一气之下将碑的这段碑文给铲了。在范纯仁的眼中，欧阳修可以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虚怀若谷，而自己却因为吕夷简的阴险私心，在父亲的贬谪路上痛失病重的母亲。
今天的范纯仁已经不是那个为叫“皇伯”，还是叫“皇考”，在朝堂上将战鼓擂擂作响的年轻人。他认识到真正的正义不是个人意志上的正义，而是理智战胜情感和欲望，进而得到的正义。范纯仁和副相王存想做最后的努力，他们劝说老太后：“蔡确的母亲已经很老了……”却没想到，话刚说到一半，老太后就打断了他们的话，坚决的如同当年司马光执政，不容置疑的说道：“山可移，此州不可移。”范纯仁内心充斥着对朝廷的失望，目光暗淡了下来。
苏辙对范纯仁极其不理解，质疑范相公态度不坚定，清除敌对分子不彻底。
苏辙说道：“范相公莫不是害怕蔡确东山再起？”
范纯仁说：“我是怕八十年未开之路荆棘丛生要了他的命。”
苏辙说：“章惇你求情，蔡确你也求情，相公是忠奸不分吗？”
范纯仁说：“蔡确、章惇两朝为相，对外开疆辟土，对内富国强兵，怎么成了奸臣？不怕我等也沦为奸臣？”
苏辙仍不解，范纯仁拂袖独自离去。但《车盖亭诗》案的余波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不言”——没有弹劾蔡确或者试图“营救”蔡确遭到处分的官员已达八名。范纯仁、王存主动上章求退，最终范纯仁罢相出知颍昌府，王存出知蔡州，而这又安知非福？不幸的是，蔡确真的就死在了贬所，仇恨在大宋朝蔓延开来。
台谏们有没有想过，大球逆转当然会将他们碾压的粉身碎骨，但即使大球不逆转，而是不断的转动下去，自己仍然会再次转到大球的底部，被碾压得血肉模糊。他们只是在赌，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大球还没有转动到那里。可是这一切谁又能安排呢？
真的是把改革派赶走，反改革派就能同舟共济，为造福大宋百姓齐心协力吗？非也！他们的领袖司马光一死，他们又分裂为洛、蜀、朔三党，由其各自的头领籍贯命名。洛党的头领是程颐，蜀党的头领是苏轼，朔党以刘挚、王岩叟为头领。朝堂之上的争斗是永恒的主题，他们不研究正义、不研究意识、不崇尚科学，而是近乎疯狂的去从事行政管理。
更加讽刺的是，三党在激烈斗争中都不自觉的认识到王安石新法的合理性。朔党官员重经验，主张通过权衡汉唐利弊，来进行逐步改良。而洛党认为这样的主张行之于平稳治世或许可以，但用之于大变革时期未免缓不济急。程颢曾把司马光比作人参、甘草——病未甚时可用也，病甚则非所能及。苏轼在馆职试题上道：“当今之势，左右为难，想要师法仁宗的忠厚宽容，却担心百官有司不能振举职事，陷入偷堕；想要效法神宗的励精图治，又恐路、州、县各级长官不能领会精神，流于苛刻。”元祐年间这样的文字难道不是在说仁宗朝的制度弊病就在那里，不可能回得去，进而对神宗朝制度的婉转肯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