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民图》让神宗皇帝落下了泪来，而更多的人则是笑出了声来。此时的反变法派是不会发出声音的，他们很清楚，他们的主要功能是烘托气氛，任免宰相要看两宫太后和皇帝的博弈。他们只在静静的观察，他们坚信改革派的力量是微弱的，改革派虽然站在庞大的弱势群体一边，但之所以是弱势群体就在于他们无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以至于他们可以随便被代表、被代言。而反改革派的力量是汹涌澎湃的，他们代表了从深宫到地方的豪强，这种的力量一旦爆发，吞噬改革派只是时间问题。如果这一天到来，反改革派是有功的，到时自然会“论功行赏”。站在潮头，可曾想过为什么如此简单的政治站队，竟还有王安石、王珪、韩绛、章惇、蔡确、曾布、沈括、薛向、王韶、侯叔献……那一串串可敬的名字站错了队呢？
这次，神宗皇帝也退让了。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罢相，改任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授吏部尚书衔。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震动，一张《流民图》扇动了一场大风暴，每个人都在摇晃中快速的去攀住助力的扶手。王安石这些年经历了无数次汹涌的暗流，而真的风暴来临时仿佛已经失去了知觉，只是做了简单的安排就回江宁府了。这些年在他心里除了改革就没想别的，在他看来这次罢相后再无案牍之劳形，是完成《三经新义》的绝佳时机。
熙宁四年（1071），朝廷改革科举制度，废除以空洞、华而不实的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要求考生联系当前实际作时务策。设立“明法科”，考察律令和司法能力。这条新法破天荒的成了新、旧两党完全无争议的一条新法。但王安石发现对经义的理解却五花八门，大家都按照符合自己政治见解的方向去理解。朝廷安排了《三经新义》的编写，其中王安石负责《周官新义》的编写，王雱负责《诗经新义》，吕惠卿负责《书经新义》，显然改革派执政就得按照改革派的论调来。
而令王安石自己也想不到的是，此次罢相竟成了人性的试金石。王安石罢相后，吕惠卿任参知政事，韩绛成为首相。二人都是改革派的骨干，韩绛是王安石同科进士，还是甲科进士第三名，比王安石大9岁，吕惠卿年青力壮是改革派的中坚力量。但王安石的罢相吕惠卿的内心是紧张的，他知道韩绛只是为改革派支撑场面，自己身上的责任是带领改革派继续推进改革。以前都是王安石扛着顶风的旗，带着改革派队伍。如今自己扛起这面旗，他真正感到了紧张和不安。
突如其来的惶恐不安让吕惠卿焦虑，他无法像王安石一样淡然的对待反改革派，他缺少王安石的沉着与自信。同为参知政事的还有王珪和冯京，王珪比王安石大2岁，也是王安石的同科进士，还是甲科榜眼，也是改革派的力量。冯京就不一样了，冯京是连中三元的状元，但他是反对改革的。冯京的存在便让吕惠卿感到不安。
因《流民图》传入事件，郑侠以谎报军情急件罪被打一百大板，打发走了，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了。郑侠突然发现自己威力很大，只要上图就可以扳倒首相，能扳倒王安石，难道就不能扳倒吕惠卿吗？很快，郑侠选取唐代宰相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杨国忠、卢杞为素材，又绘制两幅图，一幅叫《正人君子社稷之臣事业图迹》，一幅叫《邪曲小人容悦之臣事业图迹》，影射执政的吕惠卿是小人。这次郑侠通过正规途径，由登闻鼓院上访，图画和奏章直达神宗皇帝，指陈吕惠卿结朋党，同时赞扬冯京洁身自好，不与奸党同流合污。郑侠请求罢免吕惠卿，用冯京为相。若不是郑侠提到了冯京，吕惠卿是不会把郑侠所作所为当个事来办的，但既然提到冯京，那就得查一查。吕惠卿俨然已经是政治风浪中的老舵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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