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明清两朝，以奴告主视所告罪名不同，奴仆要承受从打板子到砍头程度不同的相应惩罚。
甚至在清朝雍正驾崩，乾隆大赦天下时，还特意在大赦的旨意上添加了几种“遇赦不赦”的罪名。
其中包括：谋反叛逆，子孙杀父祖，妻妾杀夫告夫，奴婢杀主告主，杀三人以上，采生折割，谋杀故杀，蛊毒、魇魅、毒药杀人，强盗，妖言，十恶等罪不赦。
以奴告主居然能和这些罪名并列，成为“遇赦不赦”的顶级大罪！
很多人可能不明白，为啥封建统治者如此害怕以奴告主呢？
因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核心，就是阶级大如天。官员阶级与非官员阶级，完全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主与仆，也是两个世界的人。
这种观念必须深入人心，才能自然而然地让人们认为，皇帝和官员，也是两个世界的人，压根不是同一物种。
而且是人都有秘密，奴仆作为主人身边接触最多的人，知道点秘密就能告主人，那主人岂不是就会被威胁挟制？
仆从不服从主人，官员就会不服从皇帝，到时候岂不是天下大乱？
再说了，皇帝有锦衣卫，有各级官府，有巡按使，什么罪名最后查不出来，要靠你奴仆揭发？
所以在这种风气和观念之下，不但以奴告主有重罪，甚至很多奴仆的举报，直接都被视为无效证据，直接不予采纳！
严世藩既然已经认为胭脂姐妹被萧风收买了，而这姐妹俩对他的秘密又知道得太多，他最希望的就是胭脂豹此时在皇帝面前全都说出来！
那就是以奴告主！不但胭脂豹活不了，她所有的证词也都会引人怀疑真实性。
本身胭脂姐妹手里就没有什么证据，证词再被怀疑，就再也威胁不了自己了！
第二个原因，是萧风知道，严世藩也知道嘉靖的一贯思路。
当两党相争之时，若是其中一党弹劾另一党，必须有真凭实据。
若是空口无凭，那么指责的罪名越严重，越离谱，他就会越觉得这是党争，大概率是诬陷的。
当初严嵩为了搬倒夏言，除了夏言高傲奢侈的罪证是现成的，其余罪证，严嵩花了大量的精力造假，才让嘉靖信以为真。
而且当时夏言已经彻底触怒了嘉靖，嘉靖从心里也愿意顺水推舟地干掉夏言，此事才得逞。
想想萧风和严党两伙人，为何明争暗斗这么久，始终都奈何不了对方，就是因为没有铁证能证明安给对方的罪名。
严世藩甚至希望胭脂豹说得越狠越好！
最好说自己勾结白莲教，勾结鞑靼人，勾结倭寇，勾结海盗，甚至说自己豢养私兵，准备在北京城起义才好呢。
她今天说得越离谱，越严重，就越不可能被采信，因为萧风没有证据！
而严世藩就被彻底洗白了，从今以后再有人用同样的罪名来告严世藩，哪怕有了一点不够铁的证据，嘉靖也不会信了。
可这样一个绝佳的反败为胜的机会，竟然被胭脂豹给识破了！她不应该这么聪明的啊！
她没告严世藩什么罪，只是老实地回答陆炳，说主人和鞑靼人有生意上的往来。
甚至还主动替严世藩辩解，说了解到情况后要回去向严世藩汇报。
这无论如何不能算以奴告主，但却不动声色地告诉了所有人，严世藩和鞑靼人偷偷做生意，黑市生意啊！
这虽然不算什么滔天大罪，但已经十分厌恶严世藩的嘉靖，必然会更加厌恶，而这种厌恶，最终会继续磨掉严嵩的血条。
最扯淡的是，严世藩还没法反驳胭脂豹。因为前面是他说的，他派胭脂豹去鞑靼人那里刺探情报，和胭脂豹说的情况严丝合缝。
实话实说，就是严世藩自己也想不出来，除了黑市交易外，还有什么更好的理由了。
这么合乎逻辑的理由，自己如果不承认，硬编一个不那么合情合理的理由，只能把局面弄得更糟糕！
所以当陆炳的目光看向严世藩时，严世藩心里淌着血，脸上却还得装作平静地点点头。
“陆大人，你是了解我的，我严府不缺那点黑市生意的钱，只是为了替朝廷多一条打听消息的渠道。”
陆炳不置可否，反正你一条消息也没给过我，不过万岁不问，我肯定不会掰扯这件事。
“胭脂豹，昨夜你姐妹二人，究竟干了些什么，此时又为何只剩你一人，从实招来！”
胭脂豹有了刚才千钧一发的经验，变得更加聪明，她害怕的看着陆炳，身子微缩，恰到好处地发抖。
“陆大人，你问我话，我不能不回答，可我如果照实说了，就有以奴告主的嫌疑。
左右是死，我还不如不说，免得背一个背主的骂名，你给我个痛快吧。
只求主人看在我闭口不言的份上，若我姐姐还在人世，求主人放我姐姐一条生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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