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杨烜作此慷慨激昂的演说，张铨心里百感交集。
当今世界，得海权者得天下。而欲得海权，前提是掌握先进的造船和驾船技术。船政学堂是军政府发展船政技术的摇篮，地位不可谓不重要。
可自己一介书生，于造船技术一无所知，如何当船政学堂这个家？况且，自己志在学习法律，与船政并无兴趣，何必要当这个官？
张铨抱定了主意，要瞅准机会向杨烜进言，尽量辞去这个差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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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彩过后，杨烜召集校董会成员座谈，一来听取校董们的意见建议，二来研究学堂章程。
这本是一项象征性的工作，以示越王对船政学堂的重视，实际意义并不大。
第一届校董会，共有七名成员：
校长张铨举人出身，原在暨南大学堂学习法律；
总教习是英国造船专家费德罗，在黄埔造船厂兼任总工程师；
两名士绅代表，在船政学堂中出力甚大，报效了大量资金；
两名教师代表，一个教造船技术，一个教驾船技术；
一名监督，原是海军退役军官，因伤退役，负责指导、督促学校加强课程教育。
校董们坐在杨烜身旁，颇有些拘谨，也没讲出什么有建设性的意见。倒是有个士绅董事，壮着胆子问起了学员分配的事。
这件事看似功利，实际关涉极大。地方士绅之所以愿意资助船政学堂，无非想要保送本地子弟入学。待学生毕业时，再保证他们能够“有个差使”，也就是“有官做”。
这关系到士绅的切身利益，若是处置不当，很容易打击士绅办学的积极性。
但实际上，船政学堂章程草稿已有规定，实务学堂已有先例可循。学生毕业后，只要考试合格，即可“获得差使”，通常到海军或者造船厂任职。
士绅董事还要询问，无法是想让杨烜亲口说出，形成“王谕”，心里方能踏实。
杨烜知道他的意思，微笑道：“照规矩，学生只要认真学习，通过毕业考试，都能获得差使。或者到海军担任技术军官，或者到造船厂担任工程师，都是件有前程的事。”
士绅董事吃下了这颗定心丸，满脸堆笑，说道：“有殿下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回头一定教育好自家子弟，让他们好好读书，跟着军政府干，日后必是前程似锦。”
接下来研究学堂章程。
学堂章程极严，课程抓得极紧。例如第四条规定：
“自开学之日起，每月考试一次，由教员分别等第。其学有进境考列一等者，赏法币三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惰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
校董们都是读书人，深知做学问的艰难，对章程无不同意。唯有第九条，规定父母亡故情形，学生可酌情请假，但不许守孝三年，引发校董争议。
华夏传统制度，父母亡故，儿子需守孝三年。即便是在朝为官，也要回籍守制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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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虽然宏扬孝道，却与工业社会不相适应。军政府主张移风易俗，虽然保留了孝道，却并不鼓励为去世父母“守孝三年”。
最后，杨烜一锤定音，维护了学堂章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