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知，盐政若出了大问题，可不止是国家少了收入，甚至会让很多百姓吃不上盐，进而激发民变。
刘中藻与林佳鼎都是福建人，且都是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生，只不过他是福安人，林佳鼎则是莆田人。
林佳鼎是崇祯三年进士，崇祯七年举人；刘中藻则是崇祯七年举人，崇祯十三年进士。
晚了几年，刘中藻要比林佳鼎更不信任朝廷中枢乃至皇帝的决定——实在是因为崇祯和其朝廷中枢的扯淡决策太多了。
再加上刘中藻性子要刚直一点，当即问：“陛下可是要整顿各地盐司？”
大明盐政政策承自宋元，最初盐司分为两类。
一是在两淮、两浙、长芦、山东、河东设立五个都转运盐使司，其下又辖十四个都转运盐使分司。
二是在四川、福建、辽东、广东等七个产盐、煎盐地，设立盐课提举司。
两者并无上下级关系，但前者官职品级普遍比后者高两品。
且两者都直属于户部。
然而，到了正统年间，这一套盐政体系就败坏到难以收拾的地步了。朱元璋所定的开中法已难以顺利进行，甚至名存实亡。
不得已，朝廷只能开始将侍郎、副都御使等中枢次级高官委派到地方上，巡察盐政。
因为侍郎、副都御使都属于部院高官，故这些官员被称为“巡盐部院”。
这一套中枢高官巡察地方的政策确实有一定效果，令大明盐政有所起色。
然而部院高官不可能总在地方上吧？他们部院中还有活儿呢。况且，若是让其专门巡盐，那么与都转运盐使司官员又有何区别？
于是到了景泰时期，又提出了巡抚兼理盐政的办法。
最初，确实出了一批能兼管盐政，并且做出政绩的巡抚。
但并非每个巡抚能力都那么强的——巡抚管一省军政事务已经够忙了，还要再管盐政，整个人得忙成陀螺。又或者顾得了盐政，就顾不了军政事务，总难周全。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到了成化年间，大明朝廷便专门派出御使，挂佥都御使衔或副都御使衔，专门一地或数地盐政。
因为这些高衔御使，在盐政上具有便宜行事的权力，可以说权责极大，于是，到了隆庆年间，此类官员又被称为“总理”。
至天启、崇祯年间，因外患内乱频发，朝廷钱粮缺口太大，尤其是崇祯年间，军费开支成了无底洞，朝廷不得已便将某地盐课所得都充作军费。
且为了保证盐课收入，给予派遣官员更大权力。
如崇祯十六年，崇祯就直接超擢黄家瑞（崇祯七年进士）为右佥都御使，督理两淮盐务——这个差遣其实和总督差不多了。
这些朝廷中枢派遣的高官多是能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然而越接近王朝末期，其作用越是有限。
不仅是因为朝廷威严及对地方的掌控力下降，更因为地方盐业相关利益团体结构日益牢固，越来越难以攻破。
如此，即便是中枢高官下来，也难以有多少收获。
至于盐政败坏的根本问题，从一开始大明朝廷就没想，或者说没敢去解决。
朱媺娖继位虽然算是建立了半个新朝，但实际黄河以南的盐业体系并未遭到太大破坏，这就意味着积弊深沉，很难解决。
所以，在刘中藻想来，朱媺娖要一下子整顿各地盐司，已经是了不得的大手笔了。
若真如此，他定要劝朱媺娖慎之。
面对刘中藻所问，朱媺娖却是轻笑了声，道：“整顿？我大明盐政已经没有整顿的价值了。”
听了这话，刘中藻、林佳鼎乃至徐智虎都不禁一愣，心想：陛下这话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