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惟制策，有“京师诸夏之根本，王教之渊源。百工淫巧无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后宫有大练之饰，则天下以罗纨为羞；大臣有脱粟之节，则四方以膏粱为污。虽无禁令，又何忧乎？
伏惟制策，有“治当先内，或曰，何以为京师？政在擿奸，或曰，不可挠狱市”，此皆一偏之说，不可以不察也。夫见其一偏而辄举以为说，则天下之说，不可以胜举矣。自通人而言之，则曰治内所以为京师也，不挠狱市，所以为挺奸也。如使不挠狱市而害其为擿奸，则夫曹参者，是为逋逃主也。
伏惟制策，有“推寻前世，深观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术而天下虚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窃以为不然。孝文之所以为得者，是儒术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尽者，是用儒之未纯也。而其所以为失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贾谊之说，然后待大臣有礼，御诸侯有术，而至于兴礼乐，系单于，则曰未暇。故曰儒术略用而未纯也。若夫用老之失，则有之矣，始以区区之仁，坏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惩中罪，则又从而杀之。用老之失，岂不过甚矣哉！且夫孝武亦未可谓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兴妖祠，大兴宫室，而甘心远略，此岂儒者教之？今夫有国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实。见孝文之富殖，而以为老子之功；见孝武之虚耗，而以为儒者之罪。则过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于晏安，撤去禁防，而为天宝之乱也。
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诗道。周公《豳》诗，王业也，而系之《国风》；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载之《小雅》”，臣闻《豳》诗，言后稷、公刘所以致王业之艰难者也。其后累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时，则王业既已大成矣，而其诗为《二南》，《二南》之诗犹列于《国风》，而至于《豳》，独何怪乎！昔季札观周乐，以为《大雅》曲而有直体，《小雅》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体者，宽而不流也；思而不贰、怨而不言者，狭而不迫也。由此观之，则《大雅》、《小雅》之所以异者，取其辞之广狭，非取其事之小大也。
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国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钱谷，大计也；兵师，大众也。何陈平之对，谓当责之内史？韦贤之言，不宜兼于宰相”？臣以为宰相虽不亲细务，至于钱谷兵师，固当制其赢虚利害。陈平所谓责之内史者，特以宰相不当治其簿书多少之数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领度支，而职事以治。及兵兴之后，始立使额，参佐既众，簿书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后裴延龄、皇甫铸，皆以剥下媚上，至于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诚得防奸之要。而韦贤之议，特以其权过重欤？故李德裕以为贱臣不当议令，臣常以为有宰相之风矣。
伏惟制策，有“钱货之制，轻重之相权；命秩之差，虚实之相养。水旱蓄积之备，边陲守御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乐语有五均之义”，此六者，亦方今之所当论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轻，则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则多作轻以行之。亦不废重。轻可改而重不可废，不幸而过，宁失于重。此制钱货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秩者，民力之所供，取于府而有限。以无穷养有限，此虚实之相养也。水旱蓄积之备，则莫若复隋、唐之义仓。边陲守御之方，则莫若依秦、汉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内府、外府、职内、职金、职币，是谓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诸侯之士，以为国均，则市不二价，四民常均，是谓五均。献王之所致以为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国也。
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于其末复策之曰：“富人强国，尊君重朝。弭灾致祥，改薄从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当今之要务。”此臣有以知陛下之圣意，以为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尽其辞，是以复举其大体而概问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诏之曰：“悉意以陈，而无悼后害。”臣是以敢复进其猖狂之说。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进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进；欲退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进一人，则人相与诽曰：是进于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则又相与诽曰：是出于某也，是某之所恶也。臣非敢以此为举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则必有由矣。今无知之人，相与谤于道曰：圣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尽被其泽者，便嬖小人，附于左右，而女谒盛于内也。为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为信者，何也？徒见谏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难人，以为必有间之者也。徒见蜀之美锦，越之奇器，不由方贡而人于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谓急政要务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胜愤懑，谨复列之于末。惟陛下宽其万死，幸甚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