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军正司的负责人，石磊表现上从事着军法事务，但是军正司的军正却因其职责分为两种，一种是维持军法，一种是收集情报，前者类似的军法官和军法队，而后者则类似于锦衣卫，当然锦衣卫按其职责也分为皇家的近卫以及情报收集。
因为本身在锦衣卫中就是从事情报工作，所以对此有专长的石磊自然注重这一工作，也正因如此，他才会在商会第一次派出商船时，就在商船上安插有一名军正，正因如此，他才会发现，相比江北，看似封闭的日本更注重情报的收集。
“虽说其看似闭关锁国，但是他们通过编写“风说书”以及设立“风说役”收集，分析来看，在情报收集上，日人确实有一定专长，而在日本幕府派出那些“朱印”海商，同样也肩负着情报收集的职责，当然，这是因为幕府的要求，而相比之下，对此，我们并没有类似的要求，以至于想要了解某地，只得派出军正前往该地设立情报站，然后收集情报，如此一来，自然导致了情报工作的滞后，而通过我们的了解，日本人通过对“风说书”的分析、研究，他们对西洋以及我国的形势了解，甚至不逊于我们。”
石磊的报告，让朱明忠整个人都处于从未曾有过的震惊之中。
“你是说，日本人通过我们的商人收集情报？”
几乎是某种本能，朱明忠的脑海中就浮现出了“汉奸”两字，但随即又否认了这个字眼，因为那些商人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他们随意的报告，实际上是在向闭关锁国的日本人提供本国的情报，至于日本的商人所肩负的情报收集使命，看来是有传统的，毕竟在19世纪至二十世纪，甚至二十一世纪，日本商人都注重收集情报，在二战前，日本的商人更是主动的收集情报，供军队使用，二战后，日本的各个商社更是把曾经的军方情报人员、分析人员，纳入会社中成立专门的情报收集，分析机构，分析种种政治、商业情报，并从中获得大量的情报。
过去，只以为日本人重视情报收集，是近代维新以后的事情，可谁曾想到，他们居然是有“情报传统”的，而相比于日本，直至鸦片战争前清朝仍然对西方情况了解的非常有限，不知“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认为英人“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因而无法下跪。如果在“十三行”也有“风说书”、“风说役”又岂会如此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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