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纷纷开撤。
撤的时候，哪怕车上带了宠物，都不能带走一个图西人，胡图人在街上设了层层路障，一辆辆车检查身份证，查到了马上拖下来杀死，嚣张到敢当着联合国士兵的面杀人。
发生了很多悲惨的场景，比利时部队撤走的时候，是在晚上，说是要趁着夜幕悄然撤离，当时大约有2000多名难民受他们保护，难民围在车边，恳求说：要不你们拿枪把我们打死吧，子弹杀人会快一点，我们不想被刀砍死。
当然不能开枪。
撤离开始时，成群的难民跟着汽车跑，哭喊着说：“请不要扔下我们。”
数小时后，几乎所有的2000名难民全部遭到杀害。
根据资料，当时决心留下来继续工作的国际组织，只有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的一个小组，以及后文被提到的悲催的达莱尔率领的联合国维和部队。
连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外国医生也加入了撤离，一位医生对记者说：“我们断定，留在这里工作已经不再有意义，去医治一个即将被杀掉的人是徒劳无益的。”
联合国的会议还在开，讨论没完没了，还活着的图西人通过各种方式，向自己海外的朋友求救。
据说有美国的官员，给当时卢旺达胡图族的军方头目打电话，威胁他说：“你们要是不住手，我们美国会出面干涉的。”
其实当时，美国上下都沉浸在一桩明星大事里，辛普森杀妻案，根本也不怎么关注卢旺达是怎么回事。
那个军方头目回答说：“我们卢旺达，没有石油，也没有黄金，你们美国人会来吗，来干嘛呢？”
对美国人的行事风格还真是看得入木三分。
又有人向美国提出，美国即便不出兵，但是有那个技术，可以关闭卢旺达当地的电台，因为广播太有煽动性，也极其可怕——比如它突然发现了一个图西族人的藏身地点，马上通过广播通知所有胡图人：快来啊，XX大街十字路口那里，有一大群蟑螂！
所有听到消息的胡图人，跳上卡车，挥着刀就来了，路上还不断有要搭车的，搭不到车就跑步去，更别提那些本来就在附近的人了。
但美国人拒绝了关闭电台的请求，理由是，咱们不能干涉新闻自由——后来有人指出真相，短波干涉电台，每小时要花8500美元，美国人大概不想花那个钱……
于是，在BBC可以拍出照片、传出新闻的情况下，世界也了解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屠杀居然可以持续到三个月之久。
太多细节，不说了。
【三】
有一本书，叫《路西法效应》，论好人如何变成恶魔，或者说，一个普通人，距离杀人，到底有多远。
最后得出结论：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好人也会犯下暴行。这种人的性格的变化被他称之为“路西法效应”——上帝最宠爱的天使路西法后来堕落成了第一位堕天使，被赶出天堂。
卢旺达大屠杀中，有许多颠覆人性的认知。
比如，医生本来是救死扶伤的，但医生里，出了很多“杰出杀手”，在人权组织报道里，不管是男医生、女医生，还是内科、外科、儿科、妇科，都参与杀害了自己的图西族同事、患者以及到医院来寻求庇护的伤员和难民。
再比如，教师会告发学生，甚至亲手杀死学生，一位胡图族教师对记者说：“我本人就杀死过一些孩子……我们一年级曾经有80个孩子，最后只剩下了25个。”
有一个农民接受采访，说：“我杀人是因为我被逼无奈。我不杀他们，我自己就会被杀掉。许多人死掉，就是由于不肯杀人……”
……
大屠杀事件平息之后，很多胡图族凶手不承认自己杀了人，一口咬定当时是被魔鬼附身，说：不是我干的，是附在我身上的魔鬼干的。
自己都无法面对自己曾经做过的事。
【四】
之所以想写这篇文，源于前面提到的一个人，加拿大将军，达莱尔，是当时联合国维和部队司令。
契机是，在看关于卢旺达的记录片时，里头提到这位将军——他陷入深深的愧疚和自责之中，几次试图自杀，至今要靠药物才能入眠和保持情绪稳定。
觉得不可思议：这不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啊，是个将军，男人，老成持重，见过许多大世面，残酷的事肯定也见了不少，又不是他杀的人，怎么就“几次试图自杀”了呢。
有些情绪激动的键盘侠，大概要喷他圣母了。
于是翻了一下他在这一事件中的角色。
1）起初，达莱尔授命担任联合国驻卢旺达维和部队（又叫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简称联卢）司令，要求给自己4500人，联合国给他配了支2500多人的军队，训练和装备都低下，缺少后勤，甚至零用钱。
他自己回忆说：“我们需要订购手电筒，经过长时间的拖延等待之后，手电筒终于到货，却没有配电池……”
2）他不具备情报收集能力，虽然曾向总部提要求，但是答复是：情报收集行动不符合维和政策。
3）但他还是很努力。1994年1月，胡图族阵营有个军官准备叛逃，他把计划透露给达莱尔方面了。
我们来看看那个人透露了些什么：
——胡图族培训了1700个人，这些人分为40个一组，每一组都“有能力在20分钟内杀死1000个图西人”，如今已经分散到首都基加利全城了，当“cutthetalltrees”的信号传出，这些人会带头行动——也就是说，胡图人培训了“先导者”，因为大众是容易跟随和受煽动的，光听广播里说，也许没人敢动手，但如果已经有人带头进行了呢？
——胡图人有杀害比利时维和人员的计划，这样的话，可以迫使比利时从联卢退出，而比利时人是联卢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他知道藏匿武器的地点，愿意提供地点并提供更多情报，要求是“联合国帮助他和家人安全地出走海外，并提供保护”。
请注意，当时是1994年1月，距离真正的屠杀发生，至少还有3个月。
4）达莱尔欢欣鼓舞，马上向联合国打报告，请求先把武器收缴，结果大家也知道了，联合国回复说超出授权，不允许。
5）达莱尔又做了数次努力，反复争取，都被拒绝了。他手下的联卢分散在基加利各处，相互之间被路障隔绝，十名比利时维和士兵被杀后，他尤其担心其它士兵的安全，食品剩了不到两周，有些营地的水只够两天的，燃料、弹药、药品都不足。
6）但是达莱尔还是坚持不撤离，他觉得，只要提供增援，自己一定能阻止屠杀，他三度接到联合国官员的指示，要求拟定撤离方案，他都拒绝执行，其中一次，甚至是加利（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打来的。
7）比利时撤军之后，达莱尔几乎是绝望的，因为联卢实力大减，但他还是坚持在自己的营地保护着约3万名平民。但紧接着，更绝望的事发生了，比利时走后十多天，安理会通过一项新决议，要求撤回大部分联合国维和人员，仅留下一支270人组成的象征性部队。
……
从2500余人，到走了比利时人，再到只剩270人，还是四处分散的，后勤不足，食品和水短缺，弹药都所剩无几，没有增援，不能硬拼，毕竟已经死了十个士兵了，身为司令，也要对士兵的安全负责。
所以，整件事达莱尔应该负责任吗？我觉得他已经很努力了，但偏偏屠杀结束，他是那个“几次试图自杀，至今要靠药物才能入眠和保持情绪稳定”的人。
想来想去，大概是因为，屠杀发生在他眼前，每一天持续着，现场刺激太恐怖，超过了他的忍受极限。
不想指责那些开会和做决议的政客太过冷漠，他们也有自己的考量，我想，如果把他们拉到现场，让他们亲眼看到发生了什么，他们也会尖叫、痛哭、拼命阻止——但当他们远在万里之外，吹着空调，喝着咖啡，开着会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计较费用、利益、是否合算、谁出力更多、能不能少花点钱。
之前提过的那1700人，有部分是国外的军官帮忙训练的，一位亲眼看到屠杀惨状的法**官嚎啕大哭，不敢相信“自己亲手调教的士兵居然犯下如此罪恶行径”。
因为达莱尔，我又去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注意到，有一位魏特琳女士，中国人可能很熟悉，南京大屠杀中，她曾经致力于保护中国难民，但很少有人知道后续：回国之后，她因为对人性的失望和精神极度抑郁，开煤气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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