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风气算是党争之初，大佬相争还基本上有底线，到了万历之后东林党开始用京察党同伐异，党争就进入了新的阶段，甚至相争到败坏国事也在所不惜的地步。
天启年间阉党的彻底得势，其实就是皇帝对东林党过于强势的反击，很多人以为任用阉人是天启失德，其实这是正经的大明祖制，用阉人牵制和打压文官，是大明内廷的帝王心术。
只是天启当时还太过年轻，手段不够老练，出手太重了。
这导致阉党在短时间内一家独大，再次失去制衡。
好在天启帝的天赋不错，后期逐渐扶持了一些非阉党势力，以逐渐达到平衡。
谁知道崇祯皇帝一上来就把阉党连根拔起，手段之鲁莽简直令人不知说什么是好。
大明近三百年只有两次权力失衡，一次是土木之变，武勋势力一扫而空，被文官迅速补上了权力缺口。
另一次就是崇祯年间的阉党覆没，看似是拔乱反正，其实是严重的削弱了中枢的力量。
后世的人夸说魏忠贤如何如何，其实魏的眼光一般，施政手腕一般，并且和一般的太监一样贪婪，各地督抚为了拍魏忠贤的马屁大肆修筑生祠，浪费财赋，简直不知所谓。
但魏的好处就是能压住人，中枢有权，能够真正控制地方。
这才是魏忠贤掌权的时期大明财赋没出大问题的原因所在，而不是什么收不收商税。
东林党在崇祯年间并未一家独大，崇祯始终乱搞，搞掉阉党后根本未建立起中枢的权威，没有扶植起能够当政的有威望的大臣，使朝廷中枢对地方军政行成有效的统治，这才是最致命的地方。
崇祯把自己搞到要当裤子，赋税加的越多，收上来的就越少，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最少在嘉靖时期，党争只是一个苗头，大佬们出手多半留有余地，严嵩搞死夏言只是特例，并不代表是嘉靖年间文官政治生态的常态。
根本的原因是，人们都认识到权力始终真正掌握在皇帝手中。
嘉靖用夏言时，用严嵩来牵制。
用严嵩时，就逐渐提拔任用徐阶，助其结党。
到徐阶独大时，嘉靖身体不行了，才被徐阶架空而毫无办法。
不过嘉靖还是把高拱弄上来，给徐阶埋了个大雷。
袁炜其实也是后备之一，他自己心里也明白，这才会对很多事情上心，多了解和多听一些。
文官们除了极少数之外，多半其实还是相当的聪明机警，也愿意为前途付出努力。
毕竟这些人是在无数读书人中脱颖而出，在同为官员的同僚中也要表现出色，不论是记忆力，理解能力，反应能力，各方面的能力都要远超常人，这才有机会被皇帝赏识，成为未来阁臣的储备人员。
皇帝如果不是靠蛮不讲理手段，比如用东厂和锦衣卫，其实也是很难制衡这些人精中的人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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