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教育里，最重要的书是
“四书”。
“四书”之一的《大学》里这样说：一个人教育的出发点是
“格物”和
“致知”。就是说，从探察物体而得到知识。用这个名词描写现代学术发展是再适当也没有了。
现代学术的基础就是实地的探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实验。但是传统的中国教育并不重视真正的格物和致知。
这可能是因为传统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寻求新知识，而是适应一个固定的社会制度。
《大学》本身就说，格物致知的目的，是使人能达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地步，从而追求儒家的最高境界——平天下。
因为这样，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被埋没了。大家都知道明朝的大理论家王阳明，他的思想可以代表传统儒家对实验的态度。
有一天王阳明要依照《大学》的指示，先从
“格物”做起。他决定要
“格”院子里的竹子。于是他搬了一条凳子坐在院子里，面对着竹子硬想了七天，结果因为头痛而宣告失败。
这位先生明明是把探察外界误认为探讨自己。王阳明的观点，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儒家传统的看法认为天下有不变的真理，而真理是
“圣人”从内心领悟的。圣人知道真理以后，就传给一般人。所以经书上的道理是可
“推之于四海，传之于万世”的。这种观点，经验告诉我们，是不能适用于现在的世界的。
我是研究科学的人，所以先让我谈谈实验精神在科学上的重要性。科学进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新的知识只能通过实地实验而得到，不是由自我检讨或哲理的清谈就可求到的。
实验的过程不是消极的观察，而是积极的、有计划的探测。比如，我们要知道竹子的性质，就要特别栽种竹树，以研究它生长的过程，要把叶子切下来拿到显微镜下去观察，绝不是袖手旁观就可以得到知识的。
实验的过程不是毫无选择的测量，它需要有小心具体的计划。特别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适当的目标，以作为整个探索过程的向导。
至于这目标怎样选定，就要靠实验者的判断力和灵感。一个成功的实验需要的是眼光、勇气和毅力。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基本知识上的突破是不常有的事情。我们也可以了解，为什么历史上学术的进展只靠很少数的人关键性的发现。
在今天，王阳明的思想还在继续地支配着一些中国读书人的头脑。因为这个文化背景，中国学生大部偏向于理论而轻视实验，偏向于抽象的思维而不愿动手。
中国学生往往念功课成绩很好，考试都得近100分，但是面临着需要主意的研究工作时，就常常不知所措了。
在这方面，我有个人的经验为证。我是受传统教育长大的。到美国大学念物理的时候，起先以为只要很
“用功”，什么都遵照老师的指导，就可以一帆风顺了，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一开始做研究便马上发现不能光靠教师，需要自己做主张、出主意。当时因为事先没有准备，不知吃了多少苦。
最使我彷徨恐慌的，是当时的惟一办法——以埋头读书应付一切，对于实际的需要毫无帮助。
我觉得真正的格物致知精神，不但是在研究学术中不可缺少，而且在应付今天的世界环境中也是不可少的。
在今天一般的教育里，我们需要培养实验的精神。就是说，不管研究科学，研究人文学，或者在个人行动上，我们都要保留一个怀疑求真的态度，要靠实践来发现事物的真相。
现在世界和社会的环境变化得很快。世界上不同文化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
我们不能盲目地接受过去认为的真理，也不能等待
“学术权威”的指示。我们要自己有判断力。在环境激变的今天，我们应该重新体会到几千年前经书里说的格物致知真正的意义。
这意义有两个方面：第一，寻求真理的唯一途径是对事物客观的探索；第二，探索的过程不是消极的袖手旁观，而是有想象力的有计划的探索。
希望我们这一代对于格物和致知有新的认识和思考，使得实验精神真正地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格物致知是一个表因果关系的词组。《礼记·大学》原文里说，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终、始即是因、果），
“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物格而后知至”(事物被区格辨别而智慧才能获得)，
“……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由此可见，[格]是指分析明辨。
因此，[格物致知]是指辨明事物的轻重、先后、因果、善恶等诸方面，以指导自己的言行思考。
儒家思想一直都是随著时代思潮而迁变演化。孔子虽是儒家的开创者，但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乃是继承了春秋以前中国文明的民本思想传统。
孔子一生的思想著述，主要在关心现世的政治与道德，并未在心性修为问题上多所关注，正如《论语·公冶长》记载了子贡对于孔子学问的感想：「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然而孔子当时的时代，早已有学者论述天道心性；例如孔子访周所拜见的老子，就在《老子》一书讲述「道」之玄理，还有《关尹子》一书也是当时的道家著作。
即使是《管子》一书，也有〈心术〉〈内业〉等篇论述心性修为。可知此种後来形成道家传统的心性修为传统，决非是起于老子，正如儒家的民本思想传统并非起于孔子；否则，需要心性修为才能成就的中医传统，就不可能发生于老子之前。
所以孔子逝後的儒家学者们，为了弭补孔子学说的不足之处，遂企图要吸纳融合当时道家与阴阳家的心性修为与自然哲学的传统。
《子思子》之「五行观」与《公孙尼子》之「养气说」，就是战国初期儒家学者的此类努力成果。
战国初期的子思，作《中庸》，首先以孔子的「中庸」思想为基础，而建构了儒家的心性理论。
然而先秦时期典籍从未出现「格物致知」的相关词汇，所以「格物致知」应该不是先秦儒学思想，而是汉朝学者融贯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观念产物。
而因为涉及了道家思想，所以也就造成後世儒者理解上的困难，也就形成了千馀年来的观点争议。
「格物致知」之所以难于解释，而使儒学界争论达千馀年。首先难处是因为「格物致知」乃是《大学》八目的基础功夫，更是「诚意正心」的修持基础，也就涉及了心性修为的根本基础，而超越了先秦儒家的思想深度，通于先秦道家之学。
宋儒理学兴起後，儒家学者往往贬斥道家与佛家，因而也就愈加难以理解其原始意涵。
在儒学历史上宋儒为排佛道两家，程颐自创「理」以取代「道」(孔子论道而未论理)，而朱熹更是无视《史记》记载而硬要认为
“孔子访周所拜见的老子，并非道家老子，而是另有其人”。其次难处是因为「格物致知」的字义训诂难以适当，以致于不能适切解释字义；这也是因为缺乏相关《大学》作者意旨的文献，可供证明「格物致知」的正确意义。
遂使以後诸儒各家解释，往往各自随意发明而强行解释，遂造成至今儒学思想上的千古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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