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工兵总监潘达的说法：当晚他正在连里和士兵一起准备新年庆祝晚会，听到消息之后，严守纪律，没有出动部队，更没有带武器，只身一人前去拦截独孤。他头戴安全帽，一手持工兵铲，一手持锅盖，以张飞独立当阳桥之势，在东门大街上昂然而立，乱兵到此，为之气夺，不战而溃。潘达在回忆录中写道，“后来有人问我面对如林的刺刀和黑洞洞的枪口有没有害怕，我说害怕是有得，但是想到背后就是执委会，我就什么也不怕了。”
但是前军工生产部部长林深河否认有这回事。在《帝国春秋》的一篇访谈文章中，他说道：“当时正是我带领工能委工作的群众一起用手持撬棍和扳手拦住了警察队。”林深河说到这里很激动，“来得警察队一个个都是顶盔贯甲，手持大棒，要是不把他们及时的拦住，恐怕城里不少人要头破血流，大业毁于一旦。”
记者问：“当时参加拦截的元老还有哪几位呢？您说的工能委的群众应该都是元老吧？”
林深河（迟疑了一下），拍了脑门：“哎呀，记不清了，人老了，记忆力衰退了……”
几个月后《帝国春秋》又刊登了一封帝国元老王瑞相的来信。信中郑重指出：当天林深河在博铺对“打字机”的陆军版进行改进，根本不可能在夜里赶回博铺来拦截警察队。而当天奋不顾身，挺身而出，大义凛然的拦截警察队，劝说他们返回的正是他王瑞相，还有海军的几名军官――不过因为年老的缘故，他也记不清海军的几名军官姓甚名谁了。
由于宣传部的介入，《帝国春秋》很快声明将不再刊登其他元老关于此事的来信，但是在《帝国农业》杂志上，又刊登了原农业人民委员，元老吴南海的回忆文章《稻熟猪肥忆往昔》，文中提到，当晚的示威队伍只在农庄咖啡馆前就被他拦住了，带头的马某和单某后来在农庄了喝醉了，第二天一早才递交的请愿书，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示威活动，至于独孤有没有发动警察队企图进城，他不在城外，不清楚此事。
教会史的官方编撰集《在上帝和元老院的荣光下》关于此事是如此记载的：百仞修院的修女们上街祈祷。在圣歌声中，一道白色的光芒照耀在东门大街上，警察队的士兵们纷纷流着眼泪丢下武器，跪下祈祷。独孤求婚也被主显荣耀所感化，当即向赶来的白多禄大人忏悔，并且表示愿意将全部财产捐助给教会。
当事的另一方，被指斥为“野心家”、“叛徒”、“x公的走狗”，被轰杀成渣，差点就此一蹶不振的独孤求婚在自己的回忆录《我的钢盔我的团（内部发行）》中写道：当晚一小撮阴谋家、野心家、伪民主主义者、“职业民主闹事分子”，为了女人的问题，就煽动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执委会，妄图推翻穿越大会选出的合法行政机构执委会。为了一己私利，一点下半身的福利，不惜发起暴乱来动摇大业的根基，这是典型的小脑指挥大脑。他在文中表示：自己不过是集合了警察队，防备有土著乘着百仞城的内乱发起暴乱而做得必要的戒备。事后居然遭到种种诬陷和打击，致使自己蒙冤多年，受到的种种“不公正待遇”，这是一小撮野心家的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而施行的“欲加之罪”。至于教会向元老院荣誉法庭起诉要求公证他曾允诺死后捐献全部财产的事情，这更是子虚乌有――他从来不曾受洗，更未说过要把财产捐献给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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