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敏的本行是刑名，但是他的学艺不精，一直混不到好的东家――大多是些在偏僻小县里打转的举人老爷或者“同进士”。小县城人口少，打官司的自然也少，分请两名师爷有点浪费，所以就又学了钱粮，虽说不甚精通，但是一人身兼两职，不仅自己多了一份收益，东家也少了一个人的开销，皆大欢喜。
钱粮师爷的本事除了算盘上之外，还在于能了解情况，善于应付书办。这是因为额征钱粮地丁，户部只问总数，不问细节，当地谁有多少田、多少地，座落何方，起科多少？只有县衙里户房的书办才一清二楚。他们所凭借的就是代代相传的一本秘册，称为“鱼鳞册”。没有这本册子，天大的本事，也征不起钱粮。
鱼麟册本是公物，是政府主持绘制修订的，但是年深日久，县里存档的或湮灭或丢失，早就不知去向，政府修订的“公册”，反而成了书办的私产。不管是县令还是钱粮师爷，要顺顺利利的办下每年的夏秋两赋的公事来，时常会为书办所挟制。
一般来说，县令上任之后，钱粮师爷就要去和户房的书办谈条件，讲斤两，形成一个默契，勾结起来各取所需。王兆敏和陈明刚之间，却一直有些疙疙瘩瘩的。原因是临高这地方很偏僻，天高皇帝远，书办对官员的忌惮心理也少了许多。
“户书”因为有鱼麟册，不但公事可以顺利，本人也能借此大发其财，多少年来钱粮地丁的征收，是一盘混帐，纳了钱粮的，未见得能收到官府收粮的“粮串”，不纳粮的却握有纳粮的凭证。有人没有立锥之地却要缴粮，有人坐拥千顷良田却毋须缴纳粒米，反正“上头”只要征额够成数，如何张冠李戴，那是根本不管的。
至于其中的花样，名目繁多。王兆敏就说了“诡寄”、“产去粮存”这两种花样。后者，邬徳从张兴教的身上就知道了，至于“诡寄”，他也略知一二。
“说到朝廷优免，不是向来有定额的吗？”邬徳把听来的知识“卖”了一点出来，免得王兆敏真以为他们一无所知，胡说八道。
王兆敏果然一怔，想这多半陈明刚说得，便解释道：“朝廷的优免，原是有定额的。”这个定额是在洪武年间规定的，大体京官一品可免30石，二品24石，以此类推。外官的优免则是京官的一半。至于监生、举人、秀才，照例可免2石。除了免粮份额之外，其他自置田亩，都要报官纳粮。
“实际上呢？可免二石的，免了几十石。当年张相当政的时候丈田，他先清查自家的田亩，额定是免八十多石，实际免了将近九百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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