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梁棠要找杀父仇人的弟弟报仇，私下逼死窦宪，也说得过去。
刘备这就是想把有统一战争和对外战争大功的人的定性平反一下，示好于后世武臣。
这招他活着的时候完全用不上，完全是他觉得这样可以给子孙积德，让武臣对皇帝的猜疑链稍稍松一些。
当然了，那些纯粹因为外戚成为大将军、混日子没有对异族大功的，就完全没必要平反了。不管他们有没有谋反还是仅仅跋扈就被杀，不重要。武臣对君主的信任，也不会因为联想到这些人的下场而有所损失
比如梁冀那种外戚跋扈将军，对外作战屁事没干成，哪怕他没想篡桓帝，只是跋扈专权，杀了也就杀了，不解释。再说梁冀也不是被明确问罪而杀的，是直接畏罪自杀。而且梁冀鸩杀质帝的罪名跑不了。
当然了，这一切的前提和操作，也就是基于刘备现在所处的环境、华夏文明之前还没有武将篡逆为皇帝的先例，皇帝杀有功武将的先例也极少，所以还修修补补得过来。（武将篡国君、国君杀功臣的例子很多了，那都是春秋战国时候的王，不是皇帝。有皇帝制度之后还没有）
如果是已经唐宋了，恶劣先例历史包袱太多，那还修补个屁。就算君主想修补，李素都会主动劝他放弃的，都烂了，补丁面积比本体还大，修不过来的。
历史太悠久，有时候也是一种包袱。会让每个人都代入其中的角色，然后揣摩“我代入的这类角色在历史上有没有善终”，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习惯。
揣摸多了，原本没有反意的，因为看到的悲惨案例多了，也杀心渐起（君臣都有问题，都有杀心，不是单方面的）。
现在这状态，能不能补回来，李素也说不好，但刘备想尝试，看起来就算干不成，也不至于有什么反效果，也不至于被说“揭祖宗的短”，导致思想意识形态混乱。
何况，两个案子分别过去四百年和一百多年了，也可以解释嘛，也确实不是皇帝亲自下令杀的功臣，试试就试试吧。
刘备决定以后一定要教导后续子孙，好好读读历史书，要自己读，不能让博士挑重点讲解。
当皇帝的人，尤其是生于深宫，本来就对社会缺乏了解，不知民间疾苦，再不以史为鉴，根本就不了解如何代入和安抚臣子的疑虑。
安排完这些，刘备因为刚才提到了给韩信平反定性的事儿，也是越想越惋惜。
高祖一辈子留下的绝大多数是政治遗产，但唯独这儿，让人扼腕叹息。虽然刘备也知道那是刘邦当年正统还不够强，所以手段狠了一些。如果是刘家人已经当了哪怕五六十年皇帝了，再有个韩信都不用怕的。
如此一想，刘备就骨鲠在喉地衍生出两个问题：“伯雅，高祖与韩信之前，虽然没有武将篡帝、皇帝忌惮功臣之能而杀大将的恶例，但春秋战国时国君杀大将、大将篡国君的例子还是不少的。
那为何只要国君与大将之间没有篡逆相杀，天下的人心就可以信任这种稳定能一直被借鉴下去呢？为什么他们不会借鉴到勾践文种范蠡身上去？
如果高祖之前，秦始皇不再用民过重，以秦之正统，是否可以完全不杀功将而平稳有天下？秦始皇生前，王翦等人也颇得善终，蒙氏之死，那也是胡亥时所为。”
刘备想到这一步，完全是彻底进入了“酣畅”向“酩酊”过渡的阶段，所以连同情秦始皇的假设都开始说了。
当然，他作为汉朝皇帝，肯定不是出于希望秦始皇的天下一直下去，他只是忍不住做一个“正统性足够的君主，该如何建立一套世世代代安抚武臣的制度”的思想实验，以为自己借鉴所用。
这种思想实验，他也只敢在没有外人的时候问，否则太有损皇帝的形象。
面对刘备执着求知求安慰的状态，李素决定给个高屋建瓴的回答，让他放弃幻想，同时结束今天的讨论。
李素：“陛下，诸侯国君背信弃义、出尔反尔、鸟尽弓藏，与皇帝做上述三类同样的事情，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诸侯国君并非天下共主，有无道者，还有天下他国共诛之，吊民伐罪。
所以哪个国君做得不地道，自有外部势力惩罚他，国民也不用担心天道正义得不到伸张，不会把自己代入受害者，只会觉得那个君必然被百姓所弃、国力日衰、最后为其他诸侯所灭。
所以从这个角度，皇帝背信弃义的伤害要大得多，士庶百姓都会发现其上再无制衡竞争之人去惩戒这种背信弃义。而秦始皇不可能久有天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跟他看不透这一点有莫大的关系，这种假设一开始就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