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故,在这蒲津渡前的河域,往来商船、客船,基本上都是已经交过车船税的。
讲道理,汉家的车船税其实并不高。
五丈以上的大船,才征一算,也就是一百二十钱。
就这样也有很多人不想交,不愿意交。
就如现在,望着前方那艘巨大的楼船,一艘行驶在这河道上的货船商人骂骂咧咧的说道:“这些天杀的税吏!”
一边骂着,一边不得不将几份大司农的公文拿出来。
准备应付那些可能的检查。
没办法,当年的告缗杀的天下商贾豪强丧胆。
在现在,几乎没有几个人敢冒着抄家流放的危险偷税漏税了。
特别是大型货船和商船,只能咬牙切齿的掏钱交税。
“与民争利,长此以往,国安能宁乎?”一个年轻的儒生,站在船头的甲板,看着这一切,痛心疾首的感叹。
当年,孟子见魏惠王,惠王开门见山就问道:“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答曰:“王何必言利,有仁义可也!”
这算是儒生们第一次在义利观上引入仁义价值为准绳。
但真正让儒生们觉醒的,还是二十余年前,董仲舒提出来的一个理论。
当时,董仲舒明确提出了‘已受大,不取小’的思想,由是发明了一个词语‘与民争利’。
这个词一发明,立刻风靡天下,为儒家各派广泛接受引用。
然后,再悄悄的掺进自家私货,就变成自家的理论了。
纵然是董仲舒,对这样的行为,也是徒之奈何。
诸子百家一大抄,真要较真,他董仲舒的论著里,也抄了许多人的东西。
不止是儒家的,他还抄了法家、阴阳家、纵横家和黄老学派的东西。
这自古以来,文人引用他人的理论和话,再加点东西,变成自己的可谓是传统了。
等董仲舒一死,这‘与民争利’理论就失去了解释人,于是天下学派就更加肆无忌惮的往这个结论里塞东西。
完全就将董仲舒的立论精神丢到一边,无视董仲舒强调的是‘食禄之家’不要与民争利。
不要去经营私营产业,专业为国为民,当好人民公仆。
以至于在现在,很多南方的儒生,干脆就将‘与民争利’理论和国家朝廷挂钩起来。
认为朝廷收商税,就是与民争利!
楼船收鱼盐税更是与民争利。
至于盐铁衙门,简直就是倾南山之竹,倒东海之水也难以书尽洗清的邪恶存在!
在北方这种论调稍微要轻微一些(主要是因为有公羊学派和法家势力的存在),但也不见得比齐鲁地区温柔到那里去。
此刻,这位年轻的儒生,就用着充满仇恨的眼神,望着那横行在这黄河之上的楼船税船。
作为一个来自齐国的地主子弟,税吏在他眼中的形象,早已经臭不可闻。
南方郡县的地方基层上,那些胥吏们如狼似虎,敲骨吸髓的盘剥和压榨着庶民甚至是中产的地主。
以至于地方上流民无数,秩序混乱。
他少年时生父就险些因为抗税而被胥吏杖杀,这使得他恨透了税吏。
等到拜了恩师,读了诗书,明白了先王之道,知晓了圣人之教,他就立志要‘澄清宇内,上佐君父,下安黎庶,以齐七政,效周公之行,立生民之教’。
要令这世界,再现治世之音!
“吾尝闻汉有长孙,有恢弘大志,欲继往圣之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年轻人望着滚滚黄河水,心里想着:“此去长安,必佐贤孙,宣我鸿图志!”
至于传说中的那些对手们?
在他看来,全部都是战五渣!
他是谁?
他可是君子馆中有史以来最杰出的门徒!整个毛诗学派数千门徒弟子,包括他的老师贯翁全部交口称赞,以为毛诗未来可兴于己手的才俊!
年不过二十五岁,就已经被恩师收为关门弟子,作为衣钵传人培养!
而他的对手,据说最强的那个叫张子重的家伙,不过是毛诗弃徒,不堪造就的顽劣之人罢了!